宁波美术馆的罗汉图展厅。

展出的单轴罗汉图。

    “古渡美术”，是从日本舶来的概念，泛指古代中国运往朝鲜、日本的美术作品，时间一般界定在宋元。

    事实证明，从中国宁波到日本博多，这条往来东亚的忙碌的海上丝绸之路，不仅运送瓷器、茶叶此类“刚需”，也是艺术品交流的航道。

    在“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收录的日藏宋元佛画里，经常能读到这样的落款：“大宋明州车桥西金大受笔”“庆元府车桥石板巷陆信忠笔”“四明咸塘赵璚笔”“四明赵宁华笔”“四明普悦笔”……

    车桥、石板巷、咸塘，当我们在地图上统一标注它们的方位，会很直观地发现，这些地名全部集中于灵桥门附近，出了灵桥门，就是“日本船津”。

    因为这种交通上非常明确的指向性，有理由说，“宁波佛画”便是宋元时期日本僧侣、商贾往来宁波习惯带走的“伴手礼”。

    800年前，渡海而来的他们试图从宁波带走一些什么作为海上旅程的纪念，于是走进离码头最近的店铺，挑选了几轴绘画。

    不同种类的罗汉图

    被带走的“伴手礼”有哪些类型？让我们走进“大系”展宁波特展的现场。从《五百罗汉图》开始，绕场一周，四壁上挂的，全是。

    首先是收藏在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十六罗汉图》，共10幅，每一幅都有落款“大宋明州车桥西金大受笔”。十六罗汉信仰来自唐玄奘翻译的《法住记》，罗汉作为释迦牟尼的弟子，受佛嘱托，不入涅槃，常住世间，受人供养。

    跟宁波产的《五百罗汉图》一样，这十六罗汉形象也非常“世俗”，极具人情味。第六尊者坐在山石上，跷着二郎腿，抱着膝盖，在看瀑布，俨然一高士形象；第五尊者好像眼神不太好，双手拿着经卷，凑到眼前看；第七尊者是一位伏虎罗汉，扒在他膝前的老虎，宛若一只“萌宠”；还有第十六尊者，手边红色食盒里放着两只沙梨，仔细一看，边上一位梳着双髻的童子手持水果刀，正在给师傅削梨。令人感叹：宋朝人真是太会享受了！

    展厅里还有一单轴罗汉图（见左下），现藏群马县立近代美术馆，与东京国立博物馆《十六罗汉图》源出同一套，也有“大宋明州车桥西金大受笔”落款。在这张图上，那位梳着双髻的削梨童子累了，正趴在桌上休息。

    与之相似，我们还能在展厅看到法华经寺藏赵璚作《十六罗汉像》10幅，这套图的其中一轴第二尊者收藏在波士顿艺术博物馆，也在特展中展出，还有新知恩院藏颜辉作的《十六罗汉图》16幅、相国寺藏陆信忠款《十六罗汉图》16幅中的12幅。

    展厅中的罗汉图还有收藏于东京艺术大学，题签上写“张思恭”的两轴；分藏常照皇寺与能满院，款署“陆仲渊”的两轴。

    虽然都叫罗汉图，但这几套图的风格、图式各不相同，分属不同罗汉画体系。对此有专家推断，在宁波诸多画坊中，提供有很多套不同类型的罗汉图，购买者可根据喜好进行挑选，然后把它们带回家。

    灵桥门内画坊街

    在1914年出版的《最新宁波城厢图》上，依然清晰标注着这些地名：灵桥门、车桥、石版（板）庙……车桥，民国之后写作“车轿街”；“咸塘”“石板巷”之名，今天依然在沿用。

    在宁波众多老街巷中，这些街巷属于典型的“墙内开花墙外香”。1985年，日本艺术史学者海老根聪郎到访宁波，第一时间把车桥街、石板巷、咸塘街转了个遍，写了一篇《宁波：佛画的故乡》。

    他细细考证了这些名称在宁波历代方志中的演变。过去，车桥一带有一条南北流向的岳庙西河，直到1929年的填河运动才被填塞。车桥、咸塘汇桥都是这条河上的桥，也用作街道名。只是，今天这些道路，已经找不到昔日画坊的痕迹。

    在过去研究中，有许多学者发现了这一点，即落款亦是“商标”，告诉日本人，到大宋可以来这个地方买画，带有明显的“广告”意味。宁波人的经商头脑，渗透到了南宋古画的细节中。

    因为宁波佛画与同时期的文人画风格不同，色泽浓艳，戏剧性强，符合日人喜好。这些画坊拥有多套粉本，或采用流水式作业，专门生产有销路的“商品画”“订单画”。

    德国学者雷德侯在其代表作《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中分析这种现象说：“这个方法使绘画过程合理化，并造就经济上的优势：画坊能够提供可选择的一套之全部内容，以吸引宽广的具有各种程度财力的顾主圈。”

    这种相对成熟的商业模式，结合地缘交通上的优势，才有了在世界美术史上拥有姓名的“宁波佛画”。

    宁波佛画 一片未知的深海

    在留有款记的宁波佛画中，有一轴藏在日本爱知县中之坊寺的《佛涅槃图》，竖行款识写“明州江下周四郎笔”。宋时，灵桥门外下番滩头有“江下寺”一座，“江下”即后来的“江厦”，这行文字是目前所见宁波“江下”这个指称首次出现在书面记录中。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有一轴《阿弥陀如来接引图》，款署“庆元府洗马桥东画”。洗马桥东距车桥六七百米，紧邻日僧造访频繁的景福寺（今城隍庙位置）。

    城池内外，寺观林立，也是宁波佛画成为“伴手礼”的原因之一。据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刘恒武研究，车桥、江下、石板巷、咸塘、洗马桥所在的宁波旧城市舶司周边以及灵桥门附近，是宁波城内佛寺最密集的区块。

    旺盛的香火促进了佛画种类的兴盛。“大系”展中，除了《五百罗汉图》《十六罗汉图》，还能看到满愿寺藏、款署“四明赵璚笔”的《三佛诸尊集会图》，清净华院藏、款署“四明普悦笔”的《阿弥陀三尊图》，奈良国立博物馆藏、款署“庆元府车桥石板巷陆信忠笔”的《佛涅槃图》，以及神奈川建长寺藏的《释迦三尊图》、二尊院藏的《释迦三尊图》、本圀寺藏的《出山释迦图》、圆照寺藏的《观无量寿经序分义变相图》，以及多套《十王图》等。

    这些四明佛画分藏日本不同寺院，少有图版现世。“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的出版将它们一并收入，将局部原大高清影印，使我们得以清晰看到这些失落于历史的影像。

    除了这些，在《宋画全集》《元画全集》中，还收录了很多佛画，没有落款和署名，在最后的图版说明中，多位专家撰文表示这些画“具有宁波风格”，其数量难以统计。

    直到今天，并没有人对全世界范围内的“宁波佛画”或“宁波风格的佛画”做过完整统计，因为没有办法统计。我们不知道分藏于世界的这些画，有多少是从宁波出口的，多少是仿造宁波风格生产的，又有多少是高丽、日本画家在宁波风格基础上的“再创造”。

    有限的信息中，我们能够知道的是，宁波佛画曾深深影响800年来东亚佛教美术的创作，这中间有过怎样的递藏，又有过怎样的演变，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某种意义上说，宁波佛画，仍是一片未知的深海。记者 顾嘉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