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昌成

    童年时，打草柴几乎成了我的职业。我家的房前屋后总有几堆草垛，于是也有烧不完的柴禾。尽管这样，我还是羡慕人家道地上堆得高高的柴垛，因为那才是正宗的柴山上的柴啊！看着小伙伴们玩着他们父亲从柴山上砍来的小巧玲珑的金竹和灯芯树，吃着山乌饭、珊瑚珠、金蛋等小野果时，我的心里就痒痒的。那灯芯树中裹着一根白芯，只要用一根细竹竿往一头使劲一戳，那白白的灯芯就从另一端蹦了出来，又软又韧，好玩极了，用它还可以做灯捻子呢！

    我渴望父亲上柴山，可他的胃病仍然没有康复。在那没有电和煤气的年月里，柴火系着我们农家的生活和命运，尤其是我们吃口多的人家，柴火显得如此珍贵。大人们每年秋冬都得上一次柴山，带上衣被米锅、草绳冲杠，捎上锋利的柴刀。砍柴时，他们吃的是大锅饭。谁下山迟了就得吃冷饭、冷菜和锅巴。如此起早贪黑，风风火火……于是“上柴山”成了我们心里既恐惧又向往的活计。有一年冬天，父亲终于上柴山了。我天天盼望着，想象着父亲押着满载而归的柴船，抵达村前海边的船埠头。那捆得结实的扁扁的柴捆，散发着高山清新气息的柴禾，让我爱慕不已。我甚至常常跑到海边，眼巴巴地瞅向茫茫的海天边际，看那船帆的飘至。等啊，等啊，可等来的却是令人惊恐的消息：父亲从高山上连人和柴担滚至山脚，险些丢掉性命。

    从此，我和弟弟操起了草刀。那是母亲特地托人从黄岩带来的“黄岩草刀”，像一弯月亮，刀刃亮得耀眼，是专砍草柴的好刀。我们兄弟俩除了上学，余下的时间都得打草柴。田塍上、河坎旁、海堤上到处都有我们的身影和足迹，到处都晾晒着干黄的草柴。草柴以茅草、雷草、水草为主，碰上青蒿、水棉花、牛糖蔗之类的木质形高秆柴禾，算是交上好运了。我们更喜欢去的地方是海塘堤坝下的压脚河，那里长满了芦苇、洋毛腮、咸菜，还夹杂着一丛丛大棵的海松。它像松树一样挺硬，密密匝匝的枝杈上托着苍绿的针叶，随着海风吹奏出婉转动听的松涛声。炎热的三伏天，打得累了，只有海松能给我们一丝荫凉。晒干的海松有一股浓郁的清香，烧火时更是满室芳香，因此海松是我们最喜爱的上品草柴。更有趣的是到压脚河里割芦苇，茂密的高秆子，几刀割下来就是一大捆。我们穿着短裤衩，踩进凉快的水里，正割得性起时，忽然一只偌大的老青蟹蹿出水面，张开两只凶狠的大螯。我赶快甩刀，双手逮住它，割下几根草缚住。哈哈，送上门来的美食！往往一天能逮住五六只大青蟹，真是一举两得。

    打草柴并不是一味地充满着欢乐和趣味，其中的艰辛和忧伤是难以想象的。记得初学打柴时，左手怎样抓草，右手怎样握刀，总是不听使唤，使我的手指和脚趾伤痕累累。一次打柴时，刀口一滑，割破了半个手指。我慌了神，捧着手一路滴血回家。半夜里我从剧烈的疼痛中惊醒，母亲含着泪在油灯下替我重新包扎渗血的伤口。后来讨得邻居的刀斫药，才使伤口愈合。好了伤疤忘了疼，我又重操旧业，但胆子变小了，怕蛇，怕野蜂和棘丛。有时当我们俯身专心砍柴时，冷不丁从草丛里蹿出一条蛇，吓得心怦怦跳。有时会发现草丛间横着一条蛇壳，平白地吓了一跳。最可怕的是寸白蛇，它身穿黑白相间的“花衬衫”，横在路上，任你怎么赶它也不走。若被它咬了，十有九死。最让我惊恐的是灌木丛中的野蜂——九里达，据说这野蜂能追赶人至九里路。我和伙伴们将信将疑，用泥块或短棒捅了蜂巢，常常被蜇得鼻青脸肿。让人难以忍受的还有那灰色的蚊蚁，人称“蚊蚁头”。若天气闷热或时近傍晚，一群挥之不去的蚊蚁便会蜂拥而来，直咬得你的头、脸、手青一块紫一块，痒得你抓耳挠腮、体无完肤为止。渐渐地我们有了经验，不到时辰不出门。可母亲不停地唠叨：早晨露水白茫茫，中午烈日滚滚烫，傍晚蚊蚁咬得慌，你们兄弟一天能打多少柴……经不住母亲的唠叨，我们硬着头皮又出门了。

    在漫长的岁月里，我和草柴结下了不解之缘，能叫得出每一棵草的名字，能掂得出它们的分量和价值，甚至闭上眼睛也能数得出家乡有几条地沟、几条河坎、几条堤坝；哪儿的草旺，哪儿的草老……草柴伴着我成长中的童年，使我饱尝了艰难岁月中的甜酸苦辣，磨炼了我生活的意志，感受了人生的真谛。如今再也看不到头顶烈日俯伏打草的人，也欣赏不到袅袅升腾的炊烟和那高高的柴垛。人们已走向现代生活，草柴的身价已一落千丈，连“柴山”上的柴也无人问津。草柴们虽然已无用“武”之地，但它们的身影在我的心目中还是那么熟悉、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