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揭晓的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中，上海作家孙甘露先生创作的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力压众多同行的杰作，获得这一重要奖项。提到“千里江山图”这五个字，相信绝大多数读者首先想到的是宋徽宗时期天才少年画家王希孟那一幅惊才绝艳的青绿山水画卷，它既是珍罕无匹的传世艺术瑰宝，也是我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其真迹现藏于北京的故宫博物院。而孙甘露先生此次则借用了这幅画的名称，创作了一部在白色恐怖下（1927年“四一二事件”后）仍然隐蔽在上海的中共地下党与敌周旋的惊险作品。

    孙甘露先生其实一直以来都是被业内誉为“先锋作家”的，他个人的写作史中有著名的《上海流水》《少女群像》等作品。在笔者的印象中，《千里江山图》应该是其首次尝试创作带有强烈谍战色彩的小说。这部作品貌似和他以前多年的创作有些“隔膜”，实际上可以看成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对上海历史的努力寻根。

    一般来说，谍战小说的作者会将情节写得刺激并且曲折，但《千里江山图》的笔法明显带有一种有条不紊的舒缓感觉，甚至于就笔者个人的感觉而言，作者在小说中掺入了不少散文的笔法。小说的时代背景是1933年的上海，春寒料峭，坚冰未释。当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正处于一个相当艰难的低潮时期，所以组织上作出决策：将革命的重心由城市向农村进行转移。不过孙甘露的剪裁取舍别具一格，在小说中并没有比较俗套地用直接叙述法，详细介绍这次战略转移的整体过程，而是从面中寻线，从线中寻点，精妙截取了其中的一项关键行动。故事开篇就已是危机四伏的状况：中央特派员“老开”本来要与上海的几位地下党同志在某图书馆的一个秘密房间内召开会议，组成特别行动小组来完成上级指派的任务。然而上海地下党同志之间，为了保证工作的绝对隐秘性，基本都是单线联系，所以彼此互不认识。更何况，这些人中间还有早就混入的国民党的奸细。这就导致会议尚未开始，守株待兔的特务便蜂拥而至……地下党成员不得已四散离去，但仍有好几个不幸被捕，被关进了监狱。

    国民党方面别有筹谋，他们并不打算就此收手，而是希望能“放长线，钓大鱼”，抓获中共高层。于是假意将此次逮捕的地下党“无罪释放”出去，然后分派人员，尾随其后，时刻跟踪、监视他们的行动。如此艰难时刻，共产党员陈千里同志临危受命，只身来到上海，力图挽回残局。然而他所面临的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方面要将中央下达的指令安排好、执行好，另一方向还必须锄掉革命队伍中狡猾的内奸。本来，上海的同志之间倒是可以协同合作，可当时地下党正处于“群狼环伺”的环境，稍有差池，功亏一篑。陈千里只能在国民党眼线的严密监视下尽量联系到自己的同事，然后再借助专业特工独有的敏锐觉察力和行动力，揪出那个隐藏甚深、真假难辨的特务。一切迷雾重重。

    一个作家最难的就是突破自我，因为一旦写某一种“模式”熟练了以后，往往会出现两种结果：一是熟能生巧，一个“熟极而滑”。写《千里江山图》的孙甘露是认真且谦逊的，他做到了笔法圆融通透，情节跌宕起伏，人物饱满鲜明。不过最难得的是他保持了作家对于作品的敬畏心，尤其是在这部小说中，还有对革命先烈的敬仰和致敬，所以每一笔他都写得很小心。在看完整本小说后，我发现书的末尾处，作者向读者们解释了：这虽是一部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但故事里面的不少地下党成员确有其人。孙甘露是根据一封没有署名的信（乃龙华烈士的遗物）和一篇没有发表过的口述记录，完成了《千里江山图》。无怪乎笔者在阅读过程中，感受到了作品惊人的震撼力和感染力。这种感觉除了来自于作者的文学功力，也有赖于小说本身的现实主义基础。这是一个真实发生过的绝境闯关故事，严格考验了革命者的勇气、智慧、魄力、意志和信念。最后陈千里终于圆满完成任务的时刻，阅读者都会吁出一口长气：庆幸革命者到底是化险为夷，绝处逢生。然而再一思量，又会即刻意识到自己的肤浅。这部小说描绘的任何一幕惊心动魄的文学场景，皆非源于纯粹的虚构，而是扎根于史料的严谨写作。那是战争年代里，无数中共地下党员真切至极的工作常态，他们的每一步都走在刀尖上，稍有不慎，不但自己可能牺牲，还会牵连到同志，使革命事业受挫。每一次行动既关乎整个中国革命的长远大局，也关乎革命者个人的生死安危……

    小说里党中央指定要执行的那个绝密计划，就叫作“千里江山图计划”，即将中共中央的重要领导人从上海转移至瑞金。同时作品中也有一段点题的简短对话。那是陈千里初到上海，和当地同志接头时说的暗语。一人道：“你打开窗朝外看。”一人应：“说的是，这些人就是千里江山。”这些人是谁？是在图书馆工作的田非，是在小学里教书的董慧文，是国际通讯社的记者陈千元，甚至是表面上为富太太的凌汶，还有古董商人陈千里……他们都有属于自己的公开社会身份，但是他们就是千里江山，锦绣的江山就是由这些有着坚定信念的共产党人努力肩并肩地将生死置之度外硬生生地撑起来的。

    （《千里江山图》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