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朝清

    婚宴场地设在垫桥村惠民楼，每桌上些家常菜，不放高档烟酒；请的客人不多，但是“甜蜜指数”爆表……近日，浙江慈溪市长河镇居民张女士通过微信，与记者分享了她的婚礼视频。2019年，长河镇统一“红白事”办理标准，11个建制村全部成立红白理事会，引导村民共同议定酒宴规格、礼金数额、礼仪模式等。

    10月25日《宁波日报》

    在一个关系型社会里，适度的人情往来有助于促进社会互动和社会联结。当人情往来陷入高成本、低效率的窠臼，终究会让人们不堪重负。名目越来越繁多，酒席成本水涨船高，份子钱越来越厚重，很多人都意识到“酒席风”需要纠偏，却难以独善其身。

    酒席风作为一种不良风气，个体往往会受到裹挟，身不由己、欲罢不能。在不少地方的风俗习惯里，举办酒席在“意义之网”中占据重要位置；当多数人还在迷恋酒席的符号效应，将大摆筵席当成一个社会表现和社会竞争舞台的时候，少数“不合群”“不懂礼”的人们，很容易被污名化。

    酒席具有公开性和象征性，很容易成为众人关注和议论的焦点。通过符号消费来赢得尊重和社会地位、来制造身份认同，成为一些人热衷大操大办的心理根源。部分人偏好大摆筵席，既是想通过消费上的差异来彰显经济实力，也是想通过不吝投入来彰显自己的慷慨大方以及有能力、有本事，从而赢得积极、正面的社会认同。实际上，通过人为的印象管理来营造的人设，很多时候都是一种自欺欺人、自我麻痹。

    在一个区域内，操办酒席会形成一种结构性压力。在人为建构的“文化枷锁”里，酒席应该怎么操办，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那些不按照“规矩”行事的人们不仅面临着社会声誉下降的风险，还可能在社会网络中陷入边缘化的境地。明明对大操大办不认同、不喜欢，却又无可奈何，只好身不由己地参与其中甚至推波助澜，导致不良风气愈演愈烈，影响了老百姓的正常生活和工作。

    再体面的宴席、再风光的排场，除了能够满足一时的口腹之欲和短暂的虚荣之外，什么都不会留下。当大操大办被不办、简办所替代，当人情往来变得更低成本、更高效率，乡村的人情往来才更加可持续，乡村才会更有生机与活力。

    让人情往来回归低成本、高效率的本位，不仅需要教化引导，也离不开“紧箍咒”。不论是村“两委”成员等精英群体发挥榜样示范效应，还是将孝老敬老、厚养薄葬等纳入村规民约，抑或讲好身边婚丧新风故事、开展文明家庭和好家风评选等，移风易俗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离不开广泛的公众参与。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不仅包括物质层面也包括精神层面。为人情“减负”，为文明“加分”，移风易俗事关公众切身利益，事关文明的建构；当红白事简办蔚然成风，每个人都会从中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