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白水

    我国倭患始于元朝中期，发展到明朝嘉靖年间最为严重。浙东前哨的定海（镇海古称）县深受倭寇之害长达两百多年，曾为倭患重灾区，到了明嘉靖年间终于奋起反击，成了抗倭主战场。

    一、海陆辽阔的县境

    嘉靖时期的定海县县境，是以现在镇海区为中心的包括北仑区、舟山市及慈溪市和江北区的一部分，陆地总面积超过2233平方公里，无疑是当时全国沿海的一个大县。

    这个沿海大县，是一个由海岛和大陆所组成的。海岛部分主要是舟山群岛及镇海、北仑的一些零星岛屿。舟山群岛是我国第一大群岛，它集中了全国海岛总数的20%，共有岛礁4696个，其中岛屿有1390个，而面积在1平方公里以上的岛屿有58个，其最大岛屿舟山岛为全国第四大岛。这些岛屿的陆地总面积为1371平方公里，占全县面积的62%以上。

    孤悬海外的舟山群岛，是星罗棋布地分散在22000平方公里的海域之中，许多岛屿是人迹稀少，有的甚至是荒无人烟。这种岛多面广又造成了海岸线曲折漫长，航道纵横交叉，能泊停或隐蔽船只的港口也到处都是。这些复杂的地理环境和人居状况的岛屿和港口，极易被非法者登陆侵占，倭寇就曾在其中的双屿港、烈港、岑港、谢浦、邵岙、柯梅等地做窝筑巢，成为基地。因此，舟山群岛的巡海防卫历来是个大难题。

    定海县的大陆部分主要是现在的镇海、北仑两个区及慈溪市、江北区的一部分，其面积占当时定海县总面积的38%还不到（差一点点），其海岸线总长却有100多公里。

    这块“唐涂宋滩”加上一点小丘陵的大陆， 东与舟山群岛隔海相望，西与宁绍平原连成一片，又紧靠浙东第一府城宁波城，是一方易攻难守的战略要地。所谓易攻难守，就是外敌一旦在定海沿海登陆或通过江河深入，有数条通道可以直入宁波府城：“由定海大浃港，可直走宁波”、“由定海小浃港，循长山桥、鄮山桥、七里垫，可达于郡城”、“由定海穿山碶，踰育王岭，可达于郡城”、“由定海尖崎，踰韩岭，涉东湖，可达于郡城”、“由定海邱家洋，越雁门岭，由龙头，越凤浦岭，渡青林、李碶，可达于城”。特别是这条沿定海招宝山麓入口的大浃江，即现在的甬江，不但直达宁波，而且通过姚江和浙东、京杭两大运河，可到达省城杭州，乃至京城北京及沿途各地。因而，大浃江口，历来被称为定海之关隘，甬城之咽喉，浙东之门户。

    在此前后的历史也多次证实，凡是侵占或骚扰宁波及浙东沿海的外敌，大多数是依舟山岛屿为基地，再登陆定海及浙东沿海，或循大浃江直逼府城，深入内地。所以，定海县的海岛与大陆这两部分，是个唇齿相依的关系，一旦舟山群岛这块“唇亡”，大陆部分就会感到“齿寒”。

    定海县又北近日本，顺风顺水时只有三四天航程；宁波港是当时全国唯一接纳日本等国朝贡团的港口，定海的大浃江就是朝贡团的必经之途。据此，定海的防卫更显繁重。

    二、倭寇骚掠的加剧

    明嘉靖二年（1523）六月，混杂有倭寇的两个日本政府朝贡团，在宁波府城制造了震惊朝野的“争贡事件”，此后倭寇趁机扩充团伙，霸占海岛，横行海上，加剧了对定海、宁波等浙东沿海的骚扰。

    “争贡事件”的另一个后果是朝廷停止了宁波港的进出口贸易，其中朝贡贸易彻底崩溃，从而引起了民间的走私贸易。在嘉靖三年（1524），葡萄牙走私商来到郭巨对面的六横岛与佛渡岛之间的双屿港进行走私勾当时，倭冦倭商趁机混入其中并扩大势力，助长了双屿港海上走私贸易的气焰。他们又把双屿港作为基地，大兴土木，建造军事设施、房屋住宅及各类船舰，到了嘉靖二十六年（1547），那里竟然住满了日本倭寇和葡萄牙等十多个外夷的走私商，使这个原先荒凉小港，成了人丁嘈杂的海上小镇和当时最大的国际走私贸易港。这种由倭寇操纵的大规模国际走私贸易，不但严重破坏了定海、宁波等浙东沿海地区的经济秩序，而且还时常制造贸易纠纷，甚至酿成群殴流血、杀人放火等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

    占据双屿港的倭寇还于嘉靖十九年（1540），勾结福建籍的李光头和安徽籍的许栋等海盗头目，带着百余名越狱囚犯下海为盗的亡命之徒，结巢于双屿港，以进一步扩展他们横霸海域、骚扰沿岸的势力。其中，许栋手下的安徽老乡、歙县人王直，尤为阴险狡猾，作恶多端，后来成为定海抗倭的劲敌。

    倭寇加剧对定海的骚掠是既频繁又残酷。自制造“争贡事件”，特别是盘踞双屿港后，倭寇“出没海上剽掠，濒海地区时复告警”，“倭寇勾结海盗，大掠浙东，倭寇之患大炽”。据各类史料统计，定海从嘉靖二年（1523），至嘉靖四十年（1561）之间，有近二十个年头遭受倭寇四十多次的骚掠，有些港口或岛屿竟长期被占。倭寇在每次骚掠中都是穷凶极恶，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如：嘉靖三十二年（1553），倭寇犯郭巨、占舟山，又据普陀山，“居民未及避者均被杀害”，“郭巨所城内被夷为平地”，“供奉观世音而出名的宝陀寺惨遭破坏”。嘉靖三十三年（1554），倭寇登舟山境内，“占据所城，大批杀掠”。三十四年（1555），倭寇在白沙湾登陆，直抵陈山，“崇邱地区被焚劫几尽”。四十年（1561），倭寇侵犯柴桥，烧毁前监察御史沃頖的“沃家大明堂”，等等，罄竹难书。倭寇不但大批杀人，而且还解肢剖腹，极其残忍。由于遭受倭寇的长期骚掠杀戮，使全县人口大为减少，定海县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已有33756户，98805口，至嘉靖四十一年（1562）的一百七十多年间，人口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至14017户，38748口。倭寇的骚扰真是犯下了伤天害理的滔天罪行。

    三、海疆防卫的加强

    定海海防的重要性自明初就被忽视。洪武十七年（1384），在原先舟山群岛设置为昌国县的基础上，又建立了昌国卫。但是，仅仅过了三年，朝廷就撤销了昌国县和卫的建制，将它隶属定海县和卫，将昌国卫迁移到象山，又将岛上百姓迁徙到定海等县，使偌大的舟山群岛只留下几个所的驻守军队。

    然而，当时定海卫的军事力量也是十分薄弱的，其重要的军事首领把总官，是与慈溪的观海卫、余姚的临山卫合并一个，根本难以顾及孤悬海外的舟山群岛。再加上承平时期的明朝，各级政府官员及驻守官兵，开始意志消沉，精神萎靡，到了嘉靖朝前期，定海县虽然不乏郑余庆、金九成这样积极抗倭的县令，但也难改这种全国性的颓废之势。综观这些，舟山群岛的海防一直处于半防卫或半放弃状态，这为后来倭寇占据舟山群岛的港口或岛屿，从而骚掠定海等浙东沿海，开了方便之门。

    面对倭寇骚掠的加剧，大约到了嘉靖中期，朝廷才开始加强定海的海疆防卫，这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派驻海防军事机构，就近加强海防的领导力。在嘉靖二十八年（1549），定海卫专门设立了把总官，彻底结束了原先“三卫一把总”的不合理配置；三十一年（1552），设宁绍参将署，替代原来的备倭都司，继续驻扎定海；三十五年（1556），浙直总兵署自临山移驻定海；三十八年（1559），卢镗继、俞大猷为总兵，移驻舟山，临山、观海、昌国、定海卫诸总俱隶属调度。

    二是充实海防参战力量，进一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鉴于原先定海卫所驻兵缺乏训练，作战难以胜敌的现状，在嘉靖二十七年（1548），调用福建都指挥卢镗率军至定海平倭；二十九年（1550），右参将俞大猷由兵部侍郎张时彻推荐，从广东移镇于浙江；三十五年（1556），俞大猷向四川、贵州等调麻寮、大剌、镇溪、桑植兵六千名至定海抗倭；同年，又调参将戚继光守扎定海，戚乃向金华、义乌募兵三千名，组建成令倭寇闻风丧胆的“戚家军”。

    三是增建海防设施，提高防卫能力。嘉靖十二年（1533），定海卫指挥刘翱“加增县城墙雉堞三尺”，加深加宽外濠河；三十年（1551），指挥陈大奎拓新守御公所；三十三年（1554），定海县令宋继祖于北城墙上建望海楼，随时瞭望海上动向；三十九年（1560），都督卢镗与海道副使谭纶议请总制胡宗宪批准，在大浃江出海口招宝山巅建筑了一座典型的军事城堡——威远城；四十一年（1562），海道刘应箕、定海县令何愈又在威远城内增覆石屋，建成炮台，增置“铁发贡五千斤4门”；同年，卢镗又在招宝山西南麓祭江亭旧址展建靖海营堡，为海口屯兵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