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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父母一起吃年夜饭已经很多年了。

小时候自不必说，都是父母安排，去外婆家或在父母家过。

在父母家，父亲烧菜，一家人包饺子、做汤圆、放鞭炮，其乐融融。

小学时，一放寒假就去了外婆家，除夕前，父母放假后赶过来，很多次的年夜，都是在外婆家过的。

那时的年夜饭，是真正的年夜饭，就是吃完年夜饭后还得熬夜，理论上午夜12点过了才能睡。可没有一年能熬过午夜的，没有春晚，大家熬不住都早早睡了。

那时候，过年熬夜最有仪式感的是两件事。一是包汤圆，二是发红包。

母亲在家是老大，五姐妹一兄弟，除了最小的弟弟只有1个儿子，姐妹大多数有2～3个孩子，母亲定了一个规矩，大家都不发红包，免得你来我往的烦心。

次数不多的过年红包是外公发的。有一年，吃完年夜饭。大家围坐在一起，外公坐在了上横头，孩子们一个个排队过去，磕头领五角钱红包。这是最有仪式感的一次年夜饭了。

熬夜的主要活动是做汤圆和汤果。

由外婆主导，拿出早已沥干水的糯米粉和猪油馅，大家在一起包汤圆，做汤果。

浆板汤果是宁波人大年初一必吃的早点。汤果做起来非常简单，把糯米粉搓成细细的长条，扳断成短圆柱状，放甜酒酿一起煮即可。

汤果取其“团圆”“圆满”之意。老宁波也有“吃了汤果大一岁”的说法。

在汤果里，习惯加浆板，宁波话浆板即甜酒酿，珍贵的客人还会加个蛋，譬如说初次上门的“毛脚女婿”。

宁波话“浆”同音“涨”，取其“财运高涨”“福气高涨”的好彩头。

有时，少数汤果煮熟后会变成红色。外婆说，那是灶王爷来尝过了。

实际上，那是糯米受到一种叫酵米面黄杆菌的污染。这种细菌一经加热即死亡，呈黄红色（或粉红色）。轻度感染后的糯米粉煮熟后会现出红色，重度的还有酒味。因此汤果或汤圆变红后，不建议食用。但我们吃了那么多年红汤果，似乎也没出什么问题。

小时外婆家、大了丈母家。年夜饭慢慢变成父母家和丈母家两家轮流吃了。

再后来，年夜饭变成了春节出游前的团圆饭。春节期间阖家出游，出行前把年夜饭先吃完，这只能叫团圆饭了。

有一年，父母说年夜饭不来我家吃了。父母已经习惯了两人生活，简单惯了。

那一年春节，读高二的女儿和妹妹一家去了普吉岛度假，我和夫人也过成了二人世界。耐不住寂寞，给小表弟打了个电话，邀请舅舅一家来吃年夜饭，舅舅是母亲最小的弟弟，年龄相差18岁，他们俩也最亲近。舅舅一来，父母自然也就一起来了。从此，舅舅一家成了我们家年夜饭的常客。

慢慢地，我们家的年夜饭越来越有仪式感了。四代同堂，从来不发红包的父母，每年必定要给第四代准备红包，原来父母也不能免俗。

“我家是不作的”，这是父亲曾经的口头禅。老底子的很多习俗，我们家从来不作。结婚、搬新房这种大事，选个星期天大家方便的日子就办了。什么黄道吉日、风水什么的一概不论。

在酒店吃饭，年夜饭也变得越来越简单。年夜饭年复一年地吃，小孩子一点点长大，父母也慢慢地变老。

有一年，父亲突然说，今年的年夜饭他们不参加了，父母真的老了。

几年新冠疫情，年夜饭也取消了。今年，父亲突然问，年夜饭办不办？“办啊！”我太高兴了。父母想参加年夜饭，这是福气啊。虽然母亲要坐轮椅参加了。

舅舅一家来了。父亲开心地说，社区可好了，又送年货，又送钱。我对他们说，你们这个年龄，是我们家的宝贝，社区领导来看你们；过了100岁，市领导会来看你们，过了130岁，北京的领导会来看你们，你们就是国宝了；过了150岁，联合国的领导会来看你们了，你们争取活到20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