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里川

“我那天还准备发言的唉。”父亲的话，让我怔住了。

有一回，我在南京一家知名书店开了一场新书分享会，在邀请嘉宾的时候，突然想，要不把父亲和叔叔也叫上吧？因为他们是我这部散文集的“主要人物”。

以为父亲会“忸怩”，谁知道他在电话里答应得很干脆。

活动的主持人是我的好友，电台的马青。主持人在介绍我父亲的时候，他站了起来，脸上是抑制不住的笑。这一生，我给了父亲太多的失望。这是罕见的让他笑得如此灿烂的一次。

父亲想发言，大概就是这个时候生出的想法吧。不过，“议程”并没有这样的安排。各路朋友来得多，而活动时长有限，大部分嘉宾都没有发言，自家的人自然被“靠边站”了。

“你怎么不早说啊？”我对父亲脱口而出。其实这是一句废话。

每一个父亲，都拥有过自己的亮色，也因此都有在人前说话的期望。

我上初中那会，有一年，父亲在医院被选为“先进”，因此获得了参加市里某个表彰大会的资格。

父亲拿奖状回家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一个脸上有抑制不住的笑容的中山装男人。他难得地哼着歌，和学生拿到奖状的满足感并无二致。

从烟尘弥漫的村庄，到繁华璀璨的城市，这中间是漫长的距离。在我所想象出来的会场上，父亲用荣誉和青春突破坚硬的距离感，在鼓掌的人群中不再显得那么瘦小。

我没听说过父亲那一次在发言环节有过怎样的表现，但我能想象得到，那一次的参会经历，大概是父亲这一生最大的荣光了。

父亲中年前后，在医院“主理”着一间中药房。在中药房里，他挺有话语权的。在那个期间，他拥有了正式编制。但与此同时，他必须在家庭里尽着“准农民”的本分。

也正是那个时候，父亲常常沉默着拉起缰绳，面对一头桀骜不驯的耕牛，努力用最刚性的语言化解着一个男人身形上的趔趔趄趄。

有些舞台看似灰暗，却是一个家庭的希望所在。

父亲在干农活时，很难说是一位一流的高手，这方面，他比我母亲要逊色许多。但他有自己的价值体系，那就是在寻觅草药和“抓药”方面展示过人之处。我的爷爷在苏州药店做会计，至老方回到南京乡下。他也懂药，这意味着我爷爷和我父亲之间有着一种传承的链条。

父亲和爷爷一样，在一个小小的单位干了一辈子。这种特性，让父亲的人生显出某种寻常来。也许是因为这个，他对于送我远行、到军营历练，有着炽热的意念。他希望我志在四方，出人头地。

1990年代中，父亲坐了一天一夜的绿皮火车，去遥远的军营探望了我一次。不巧的是，那一次，我正处于命运的转折点，因此我并没有拿出最好的状态陪伴他。

我反复叮嘱他，在人前多笑，少说话，要说也尽量说普通话。

这一生都没练过普通话的父亲，那一次，在我的领导面前，说出了最奇怪的“普通话”。时而有“宁普”味道，时而带上了北方的口气，有时直接用了最土的土话。

他很认真地听我安排，觉得儿子显示出了快有出息的意思，不敢因为表达上的差池而坑了儿子。事后，我为他勉强完成“任务”而松了一口气。

此前一年，父亲在医院辞了科长。这在当年颇有惊世骇俗的意思，但在他眼里不过是寻常小事。做科长当然有着各种在重要场合发言的机会，辞任之后，他发言的机会少了许多。

他出现在我的军营时，最大的身份，是一名自命不凡的上士的父亲。

他变得不那么重要，可他还是那么重要。

想一想，父亲们也是需要舞台的。壮年时分，他们在自己的舞台上，做过各种“主角”。但随着身份的演变，父亲们不知不觉中被我们理所当然地当成了配角。早前的一部电视剧《都挺好》，剧中的苏父挺让人烦，其实他是挣扎于主角和配角之间的人设。

在我的少年乡村里，这样的父亲，多见。

父亲们一步步“隐退”，一步步减少“发言”。起先是为了儿女的前途，后来是为了一种宿命。这是他们演过的最艰难也最入戏的角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