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燕

我儿时的那些年，父亲所在的船常去崇明岛卸货。崇明岛多田地，农业发达。父亲在岛上东逛西走，便把那些鲜灵灵的植蔬看在了眼里，植蔬在心里头疯狂地蓬勃蔓延，他当机立断，决定贩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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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岛以渔业和海上运输业为主，蔬菜类相对欠缺，而崇明岛的蔬菜多而便宜，且离得近，船卸了货即回，可保蔬菜新鲜。父亲笃定，一番买进卖出能挣点钱。什么季便贩什么菜，莴笋、芹菜、青菜、菠菜、大白菜、芋头、毛笋……父亲从崇明岛农民手里接过各种菜蔬，趁船返航时运回，船泊港口后，用大眼篰篮从码头“噔噔噔”挑到家里。一路上，他那张被海风吹得黝黑粗糙的脸掩不住兴奋，一担又一担的蔬菜是透进清贫生活的微光，零零散散地落在父亲坚定有力的脚步上。

母亲绕着一堆蔬菜转了两圈，搓着手，喜悦里夹杂了愁，犹如糖里混进了沙粒，甜得不大纯粹。母亲不善言辞，平日里也不爱交际，一下子要让她去摆摊卖菜，略感为难。然等父亲说起一斤蔬菜能赚得一到两分钱，她冷不防蹲下，拎出一捆掂掂，而后，估算了蔬菜的总重量，她美丽的眼睛倏地亮了。

在那个做一整天小工，工钱为一元八毛钱的年月，这样的利润已够让母亲心动，况且，父亲若不紧急出航，定会陪同。于是，之前的那点为难就像个浅浅的小水洼，母亲抬起脚便轻巧越过了。

父母亲着手搬动蔬菜，温柔得像照顾婴儿，将它们一一摊开，摘除个别蔫皱如抹布的菜叶，系紧松开的细麻绳，拎着铅桶用手撩出少量清水，疏疏落落地洒下。过不久，那些蔬菜果真看着精神多了。父亲说，品相好不愁卖的。

去摆摊卖菜，凌晨四五点就得起床。春夏时节，这个时间天已蒙蒙亮，鸟叫声啾啾啾，母亲开了门，和父亲把屋里的菜搬出来。一个走下台阶，一个走上台阶，一趟趟来来回回。终于，菜蔬整整齐齐码在了院子里的木头手推车上，熹微晨光里，那些碧色的茎叶显得那么有生气。厨房的小桌上，锅子里的饭还热乎着，盖子扣得紧紧的，两副碗筷跟卫兵似的守着一盘醉鱼。母亲嘱咐过，姐弟俩一定要乖乖吃了早饭再玩，等她卖掉菜就给带糖果。

同个时辰的冬日，天色却漆黑如墨，母亲不得不打开屋檐下的灯。淡黄色的灯光在一定范围内驱散了黑暗，圈出一个轮廓模糊的周遭。父母亲轻手轻脚地搬运、整理，生怕惊扰到四邻。寒风简直如冰锥子，一下又一下地刺进肉身，寒气阴狠，刁钻地沁进了骨头缝里，让人冷到发疼。母亲手上的冻疮愈发严重了，有几处已经溃烂，她不当回事儿，用纱布简单包扎了下，若无其事地干活。出发去摆摊前，她戴上一副白色棉纱手套，那是父亲的海运公司所发，一则用来御寒，再是遮盖，母亲怕自己的手又肿又烂的，倒了人家买菜之人的胃口，从而影响蔬菜的销量。

母亲点了零钱，父亲仍不放心，也数了一遍，而后才揣进兜里。临走前，母亲关掉屋檐下的灯，父亲拍了拍裤兜，确认带了零钱，不然，到时卖菜时没法找零。父亲挑起担，母亲紧随其后，借着屋里的灯光，我在门口目送父母亲，他们出了院门，一忽儿就消失在转角。有隐约的说话声传来，还有咳嗽声，接着，便什么声都没了，唯余一片静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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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岛上还没有正式的菜市场，摆摊都在那条长街两旁。没有固定摊位，也不收摊位费，反正那一天谁先占了某个位置那就是谁的。从我家至长街，步行至少半小时，父亲和母亲或挑担或拉手推车。夏日里，两人汗透衣衫，如淋了雨般；冬日的清晨，他俩学着其他的摆摊人，原地踏步，搓脸搓手，不然真要生生冻僵在那。

头一两次出摊，母亲有些放不开，别说像其他摊主那样热情吆喝，就连有人过来问东问西，她都回答得不大利索，若遇还价，更是涨红着脸不知所措，好像亏欠了人家似的。幸有父亲在，报价、交流、过秤、找零，一气呵成。父亲悄悄提醒嘴笨又心软的母亲，可不能顾客一缠着还价便答应了，这样一来，白白付出了辛苦不说，搞不好还要赔钱。

经过几次历练，母亲老到多了。有段时间，岛上的海员贩卖蔬菜蔚然成风，海运公司却出了规定，在职人员不得发展第二职业，公司领导会经常突击巡查长街的摊位。海员们哪舍得轻易放弃，立马有了对策，就让家属出面，领导又不认得家属，巡了也白巡。母亲虽属被动地独当一面，不过，看她那得心应手的模样，父亲甚为放心。父亲其实并未走远，就躲在附近某个角落里，母亲若碰到什么困难，他可第一时间出来帮忙。回到家里，父亲和母亲数着那些花花绿绿的几分几角纸币，笑呵呵地自嘲，卖个菜跟做贼似的。

后来，海运公司应工商所所求，废除了规定。我们岛上除了原住民，还有驻岛部队，市场上的蔬菜实在供应不足，工商所甚至鼓励海员贩菜，毕竟，饭桌上不能没有蔬菜。自此，贩菜这个事对父母亲来说，就像活蹦乱跳的鱼游进了大海，可发挥的空间更大也更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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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也栽过跟头。有一次，父亲见崇明岛某家农户的芋头价格低卖相好，寻思着能大赚一笔，便购进了一批。自家总要尝尝鲜，母亲做了她擅长的芋头羹。结果，入口后味道麻麻的，舌头上像扎满了密密的小细刺。母亲不死心，舍弃了芋杆，光把芋头切片，蒸着吃，炒着吃，依然麻，麻得父母亲脸上灰扑扑蔫耷耷的。父亲总算明白，人家为什么把这么好的芋头低价卖与他。

堆在家里的麻芋头让人犯了难，母亲坚决不出摊，父亲朝着芋头们抽了几支烟，决定一个人去卖卖看。他守着摊，心神不定，稍微面熟的过来，他摆手示意，让人别买。好不容易来了个眼生的，看着芋头不错，价格又公道，想多买点，父亲慌乱地劝人先买个一两斤，吃着好再来，那人狐疑地拎着两斤芋头走了。父亲看着他的背影，几次欲喊住他，舌头却僵硬得像冻住了，脸颊则被烫到般烧了起来。他迅速收了摊，落荒而逃。那些芋头最终悉数送给了养猪人家。

父母亲常把“毛笋事件”当笑料供大家一乐。头一次贩笋，定价仍采用其他蔬菜的做法，在购买价的基础上略添一点。然而，售卖时，顾客不管三七二十一，纷纷剥掉笋壳再过秤，而父亲购进时算的是毛重。那会感觉不对劲已晚了，父亲和母亲脸皮又薄，只能任由人家把笋剥到精光，玉白色笋肉泛起的光泽简直刺痛了双亲的眼。于是，看起来甚是红火的笋生意，让人忙活了半天的笋生意，就这么亏本了。

每每说完“毛笋事件”，多数时候，父亲会添上一句，还是贩螺蛳和黄蚬好，全是净重，又耐活。仿佛是给自己一个安慰，或者说，弥补。

螺蛳和黄蚬也出自崇明，同船的海员说父亲，崇明有什么就贩什么，老爱折腾了。他们哪知道父亲身上的担子有多重呢？一个完全凭一己之力娶妻、盖房，且一双儿女正逐渐长大的男人，总得不断努力地让泥泞的日子开出花，生出希望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