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学生看黑泽明的《生之欲》,前面还有阵阵哄笑,到了后面,大家都没有了声音。看完,我讲到了“情怀”二字,讲到古希腊人说的,未经审察的人生不值得一过。大家走时,脚步都有些沉重。 《生之欲》的故事,大致如下:机关里的市民科长渡边查出胃癌,生命尚余半年,不久他竟四方奔走,把东京一条老大难的“龙须沟”,整改成一个花园,开放前夜,他死在秋千架上,浑身都是雪花,医生说,他是死于心脏病。 渡边得悉病情之后,第一时间是去了声色场所,他要弥补过去自我贬抑的亏空,黑泽明是先把人打回原形,然后着手从他身上挖掘伟大的潜质,影片的力度于此呈现:在常人乐此不疲的消遣中,渡边得到的并非真正的满足,在卖笑女数钱的兴奋里,他只有更深的沮丧和寂寞,于是才转而追求另一面的满足,他试图从同事小田那里得到情感交流的满足,但那种关系令人别扭,于是他终于抽身而去,不再在一己的私欲里做文章,而是想到了要放大余生的价值,原来一个委琐不堪的老者要成为一个为民请命的勇士,也并非不可能。这剧情里,透着黑泽明的人生观———只要现在就做起来,生命之火就能不灭,甚至是永久放光。 渡边和小田最后一次约会是在一个豪华的酒店里,黑泽明在一个纵深的镜头里安排了一悲一喜两个群体,一个是近处占据主要地位的渡边和小田,另一个是远处背景,一群庆生的高中生正相互打闹,等待晚宴开始。渡边灰头土脸的走下楼梯,悲壮地打算去迎接最后的新生时,同条楼梯上,那个高中女寿星正姗姗来迟上得楼去,和他擦身而过,在渡边痛苦的表情里,画外是刺耳的大合唱“祝你生日快乐!”但这歌声,等于是给他的祝福和鼓励,去成就他破败人生的最后亮色! 其实,本片远不止讲述一个垂死者寻求生命意义的故事,它还用更多的笔墨,去描绘这个垂死者周遭的环境,以及与他的人生相映衬的另一些生命状态,于是显得厚实而深刻。渡边是个鳏夫,早先因为孩子而放弃了续弦,但如今父子隔膜也相当大。黑泽明用如下细节来表达父子关系:医院回来,父亲很想和儿子聊聊后事,但他在房间里枯坐良久,隔壁的两口子浑然不觉,还在讨论用父亲的退休金买房;父亲终于得到召唤,不料儿子只是请他把门栓插好———又一个关于距离的暗示;晚饭时间,儿子手里的报纸把父子再度隔离,以至于父亲最后终于丧失了把病情如实相告的机会,儿子一直到最后,都对父亲的死因一无所知。父子关系,也体现出黑泽明对于日本战后家庭格局的忧虑,这点上,跟小津如出一辙。 本片对于日本官僚作风有露骨的嘲弄,片头一群底层妇女去机关申诉,一个个窗口问过来,扯皮里得到的是一张张冷漠的脸,转了一圈,她们居然又回到了第一个窗口。而渡边先生的工作,竟然是30年如一日地不断过目文件,小心翼翼地敲章,偶尔掏出怀表看上一眼,“他30年没有请过一天假,不是因为他有多重要,而是因为他根本无关紧要。”黑泽明好像仍旧沉浸于《罗生门》的叙事谜局,于是也给本片安排了一个突然的转向:在渡边下定决心去办成一件实事之后,叙事时间直接跳到5个月后渡边的追思会场面,用众人的回忆,去填补5个月来关于渡边的叙述空白,同时也用对比,来呈现渡边和同僚们(清醒者和装睡者)的反差,渡边的遗像静静安放于一边,带着笑意注视着芸芸众生。 前来吊唁的副市长和渡边同僚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反差,对那个改建工程原来并不热心的副市长,后来出于竞选的考虑顺水推舟,他的到会,毋宁说是一种恩典,也是对工程果实的一种攫取。他打着官腔告退之后,渡边的同僚们很是慷慨激愤,痛陈官僚体制弊病,但是次日,当那位同样委琐的家伙坐上了渡边的位置以后,办公室的气氛却又恢复如常,于是,追思会上的渡边遗像,又带上了另一种意味,那是脱离了官僚体系的一个幽灵,对于宦海里沉浮的小吏的冷眼逼视。这就是影片的另一面,它不仅仅是一个人生大梦的醒悟者的拯救故事,也是整个环境的一个讽刺故事,以及他对环境施加影响的一个后续故事。 追思会最后,是本地片警的一席回忆,他还带来了渡边的遗物,一顶崭新的象征新生的礼帽,献于灵前。据他描述,昨夜大雪中,渡边竟荡在秋千上,唱着多年前流行的《小船之歌》,如一个醉鬼一般的忘情,那首歌是歌唱少女应该抓紧恋爱,莫待无花空折枝,“看来他走得如此之幸福!”这使人想到渡边最后一段人生,曾经行走于黄昏的街市,突发如许感慨,“多么美的晚霞,30年来,我何曾去关注过它?”但是片尾却是,同僚中那个将崇敬深深藏起于心底的小科员,走在那条老路上,代老友再度欣赏着傍晚景色,然后无言地离去———这世界,其实还是老样子。 如果要说上世纪50年代初黑泽明电影的情怀,那就是相信并讴歌人的力量,这也是他对日本战后价值观重建的贡献所在。拓展开去,影片等于也暗含了这样一重反问:垂死之人尚且如此,况四肢健全之辈?在电影史上,黑泽明不愧为一尊神,张艺谋口口声声受黑泽明影响,现在看来,也不过是一句空头客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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