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意外的喜悦感，钱利娜的诗集《胡不归》给了我这样的感觉。在国内青年诗人中，相比她那并不太大的名气，作品要好得多。意境深沉且能气定神闲，给人以多思、静谧而辽远之感，语言也显得精到和老练。

　　而且，最重要的是，她几乎超越了“性别写作”的藩篱———这是需要特别指出的。“女性写作”在当代中国诗歌的格局中十分丰富，但也有问题。比如过于极端、概念化的“女权主义”写作；过于“女子气”的“撒娇”式的写作，历来多遭诟病；比较好的是倾向于“智性写作”的一脉，但是智性写作所强调的“去性别化”，有时也会导致作品本身的晦涩。钱利娜的诗既不撒娇，也不非常女权，也不过分强调智性，相反，它们很好地平衡和综合在了一起。

　　关于她的诗歌，我主要谈三点，一是关于深度的问题。钱利娜诗的深度源自其对于生命主题的把握，这点可以说是自觉且处理得恰到好处。尤其第一辑中，围绕的多是“生与死”的命题，不少诗甚至正面地写到了死亡。比如开篇的《黎明》，写对死亡的体验与预感。早晨醒来仍沉浸于昨夜的梦境，“在一片睡眠的海洋中／靠了岸，没来得及抱一抱／在梦中出现的事物／天就亮了”，语言十分简洁，但很有效，立刻生成了一幅“达利式”的原始而苍茫的图画。接下来写的是“生”的“存在感”———“每天都有鸟叫着／它总是给的太多，没有人／能日复一日，像它一样／遗弃自己的名字，为相似的晨光／唱同样的歌”，早晨的活力、生气，醒来时的“存在感”，“我在”的强烈体验，将梦幻与现实的描绘引向了哲学寓意的彰显。接下来就出现了“死”———“不远处，出丧的队伍被长号和鼓声带领着／正牵引死者重温故土／亲人们发出准备好的哭泣／像沿路种植的银桂／一阵风过，就洒了一地……”在极短的时空关系中，以超现实的笔法给我们设置了从日常起居到哲学处境，从此岸的“我在”到彼岸的终极思索的迅捷通道。

　　另一首《一本书上的两个名字》，让我想起了博尔赫斯的名作《迷宫》。在那首诗中博尔赫斯书写了“两个博尔赫斯”，一个生者，一个死者，互相寻找，最终重合为一个，那时即迷宫的揭晓和命运的彰显。钱利娜的诗让我觉出了异曲同工之妙，尤其最后两段———“是两座青山，第一页，略高处是我／翻过去，就是你”，这种人生经验的设置，与博尔赫斯的方式十分相近。“一个山头／高一点，越过密密麻麻的孤坟／看着另一座山头”，这座山和那座山之间，就生命之本质来说，最终也即是这个坟和那个坟之间的关系，或者也可以说，是生者和坟墓的关系。它们之间互相致意，产生着终极意义的追问和提醒。

　　钱利娜的语言是简洁的，清晰而准确。比如《紫云英》一首，诗中的“紫云英”实际是喻指一个普通的乡下女人，一个乡间的母亲，一个生如草芥却生机盎然繁花似锦的母亲，她生儿育女，历经一生，有无数磨难，却默默无闻。钱利娜写到———“两次丧偶，抚养四个儿女、十个儿孙／她的子宫芳草萋萋，以母爱为生”。这样的诗句让我感到，语言不再是漂浮的，情感也不再是悬浮的，它充满了细节性和感性的力量，充满了形象的质感。

　　在整部诗集的语言上，作者复活了大量的“古典意象”。“胡不归”、“长相忆”、“如梦令”……古典修辞或意象，在她的诗中频繁地镶嵌和出现，但并不显得生硬，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作品中“对话性”不强的弱点。通过这样的安排，她试图打通自身与中国传统诗歌之间的某些内在关联，这种尝试应得到肯定。

　　最后再谈一点叙事的张力问题。钱利娜的诗并不非常倾向于突出其“叙事性”，但是她很多作品中都有叙事的因素，这些叙事本身不是目的，叙事也不是诗歌必须要完成的一个使命，但是叙事通常可以帮助抒情，或者有的抒情和表意完全可以隐含在必要的叙事里面。

　　当然，过于强烈的表意诉求，会导致意义的过于外在与裸露，这可能是钱利娜诗中一个不可避免的弱点。但也有处理得好的，如《白桦林》，相比于其他一些主题过于直白和强烈的诗，这首诗反而更为丰富和美妙。表面上是写白桦林，实际却写了散落到白桦林中的小花、落叶、“我”手中的刀和摊开的双手。如果作者目不转睛地盯着白桦林的状貌，来径直抒发对应的忧伤，可能反而落入俗套，或者词不达意。而现在，她把目光游移在白桦林中其他的事物上，反而使怅惘或者茫然的情绪，在不经意中表达得更为丰富和细腻、敏感和充分。

　　的确，无论是生命体验的深度，还是语言的质地，无论是细节的经营，还是抒情表意的策略，《胡不归》都有自己独到的东西。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名评论家）

　　今年的８月分外凉爽，几场大雨已然带来了秋的滋味。本期的封面女郎身穿灰、黑、白经典三色，打造出干练、简洁的都市女性。配合第２２届秋季车博会，本期的《潮生活》更是首度采用两个封面，将车博会手册融合在一起。

　　甬城奢品———《高跟党ｏｒ平底族 通通都到碗里来》

　　“每个女人都该有一双好鞋，因为这双鞋会带你去最美的地方”。不论是始终站在舞台中央的高跟党藤堂静，还是一直默默无闻的平底族杉菜，都应该拥有一双水晶鞋。

　　潮人潮事———《收藏是一种“病”，可我已戒不掉》

　　患有收藏病的人，你可以说他们内心孤独，从收藏中找到一种情感寄托，但归根结底，这种不能轻易放下的习惯早已占领你的生活。

　　《一叶艇 一方梦》

　　这几年，甬城的休闲运动项目吸引着许多爱尝鲜并且有一定经济能力的志同道合者加入，在这一支小众的部队里，皮划艇正以它的低价、易上手、运动范围广成为大家的“新宠”。

　　醉城之恋———《夜晚八点，走一杯“入心”的鸡尾酒》

　　每逢夜幕降临的七八点钟，是夜店人士大批量入场前的空缺，也是每个酒吧开场后最宁静的时刻。不妨选择这个点，给自己一个释放的空间。

　　我是辣妈———《周群 “花瓶”也可以这般骄傲》

　　在丈夫周振峰的眼中，周群就是一个惹人疼爱的花瓶，这对８５后小夫妻，正在上演着“你负责貌美如花，我来赚钱养家”的戏码。

　　老外在宁波———《出国归国 一切源于梦想》

　　钱剑波，２０多年前为了梦想漂洋过海，２０年后又为了梦想回到家乡。光环的背后，更多的是努力、拼搏。

　　游记———《走进神秘的古国印度》

　　印度的“世界七大建筑奇迹之一的泰姬陵”、“恒河女神圣火崇拜仪式”、“普什卡骆驼节”……民族特色浓郁并带有神秘色彩，吸引着世人的目光。（张碧麟） 

　　钱耀敏先生是一位厚积薄发的新闻人士，３４年广播新闻历程，一路走来，笔耕不辍，收获颇丰。他撰写的《广播精品创作自我解读》同题三本书，先后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书中载有１５７篇新闻精品，共７５万余字，不少作品获得中国新闻奖、中国广播电视优秀新闻作品奖、浙江省新闻奖等。收录的２０多篇谈新闻创作的论文，在省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钱耀敏把出版集子当成总结、提升业务水平的一次良机，他把三本书都取名《广播精品创作的自我解读》，其根本用意就在于此。集子中的每篇文章，采用相同的结构形式，先是列出作品，又以背景、特点和不足加以自我点评。这样，作品的来龙去脉及其优缺点，均一目了然。选编入书的作品题材广泛，形态多样，时代特征明显。有现场新闻、新闻特写、录音专题、批评报道、人物访谈、纪行报道、广播评论、现场直播等。从精品创作到结集解读，表达了作者悟道思远的志向。

　　作者在文集序言中说，人民对生活的真诚撼人心魄；对生存的呵护天真纯朴；对价值的守望一片痴心；对磨难的抗争豁达乐观；对人间的不平疾恶如仇；对美好的向往一如既往。广播精品创作应该集中表达这种情结。《闪亮在贵州大山深处的人生价值观》这篇新闻作品，说的是宁波姑娘孙莲芳在贵州支教与贫困学生的故事，曾引发甬城“万人助学”潮。主持人曾这样问孙莲芳，你在贵州帮助了这么多贫困学子，你收到最贵重的家长礼物是什么？孙莲芳泪花盈盈地说，“是一位叫吴琼的奶奶送给我的几颗土豆和一扎山里的野蕨菜，感谢我为她病重的孙女付上了医药费以及细心照顾。”这位老人把希望都寄托在孙女的身上，这个礼有多重啊，承载着老人沉甸甸的心愿。

　　悟道思远说新闻，就不能不说新闻评论。拿破仑曾说“世界上二种东西最有力量，一种是剑，一种是思想”。评论传播的是观点、思想，引领的是社会进步。《让我们共同选择低碳生活》一文，将生态理念诠释得十分透彻。评论中有一段话说得很有意思，“英国《每日邮报》登出一张照片，显示的是一头北极熊在海浪当中挣扎。因为全球升温，冰面不断地融化，它和另外的八头北极熊掉进了汪洋大海。离这九头北极熊最近的冰面远在６４４公里的地方。同样，受到环境恶化惩罚的不仅仅是这些北极熊，人类自己不会独善其身。”作者在自我解读中说，好的评论是擦着地皮走，用思想解释事实，用理念放大故事，用价值深化主题，用效果影响社会。

　　除了广播评论创作外，钱耀敏还十分注重其他类型的新闻作品探索。《宁波学子对话布莱尔》这篇录音新闻很有意思。２００５年９月，英国首相布莱尔在中央电视台主会场，直接与中国民众对话，宁波诺丁汉大学也设立了分会场。宁波学子就如何看待中英两国在教育上合作、留学生收费、反恐、奥运以及贸易等问题，与布莱尔进行热烈交流，布莱尔一一作答。英国与宁波合作办学意义，宁波诺丁汉学子的良好形象等，在作品中得到了鲜活的体现。在点评不足时，作者说，当时，学生提问的随意性有点强，有时会偏离媒体策划的主题，但这也是正常的。当时，如果策划得再周全一些，把北京和宁波两个会场的整个演讲对话全部录音下来，然后再进行剪辑，这样在新闻创作上余地会更大。

　　这三本书中，纪行报道也是一大看点。１９８４年国务院号召全国支援西藏建设，分别承建４３个大项目，宁波建设大军马上要开进西藏，浙江省援藏工程指挥部决定在宁波媒体中选拔一名秘书，当时，才三十而立的钱耀敏被选中入藏。据他本人回忆，在海拔３６００米以上的高原，他摇摇晃晃的身体总算坚持下来了，下工地采访了近百名援藏工人，主笔了５０多期浙江省《援藏简报》。先后撰写了《难不倒英勇的宁波援藏者》、《在日夜决战的时刻》、《建筑业改革的雏鹰》、《青春在这里闪光》、《兄弟共育友谊花》、《留守在冰天雪地中》等来自世界屋脊的报告。这些作品如今都收录在书中。

　　有意思的是，当时许多宁波援藏工人手中都有从家里寄来的《宁波日报》。有一户家庭给孩子写了一封信，“吾儿见字，我们从《宁波日报》上看到西藏大学工地巡视之二的通讯报道，全家人都非常高兴。也盼望能在家乡的报纸上看到你的喜讯。”后来，钱耀敏专门写了在西藏大学工地的一群宁波年轻人，其中，这户家庭的儿子的大幅照片还上了版面。可以想像，当时，他们全家见了这张报纸后，肯定比什么都幸福。

　　２００６年，钱耀敏带队去贵州黔西南洲采访，他们几乎都在大山深谷中转，先后采制了《回眸十年山海情》等近十篇纪行报道。说来也巧，同行记者张睿有一个助学对象在贵州，他们就一起去寻访。几经周折，终于在黔西南州兴仁县大山深处，见到了一个叫龚纯莲的小姑娘。瘦小的龚纯莲才１３岁，在学校里数学成绩年级组第一，但因生活贫穷，一度差点辍学。《我要上学》说的就是这个故事。在这些作品中，读者能够零距离地感受到大海与高山的情怀。

　　最近着了魔一般看日本作家的小说，无意中听从一位朋友的推荐，认识了这样一位建筑师———中村拓志。我不懂建筑，此刻却对这部《恋爱中的建筑》爱不释手。“建筑设计”这个似乎离我生活异常遥远的词汇，竟然深刻地切入我的内心，因为在这本书中，它温润柔软，贴心贴身，有着异乎寻常的力量。 

　　这本书首先吸引人的，自然是它的题目。“究竟当初为何会将‘恋爱’和‘建筑’联系到一起呢？建筑师常常把自己设计的建筑作品，用有点难懂的理论或哲学来解说。他们用各种方式来解释自己的设计方法或者构想，却很少提到如何让住户接纳一个新的建筑。对此，我是这么想的：相比各种主义主张，通过与建筑接触得到的感性体验与语言之中，才蕴含着连接社会的力量；在讨论建筑与人的关系时，应该摆脱高谈阔论，以不介意使用拙劣语言的心态来思考。恋爱不是个人的事，而是普遍存在的思想之一。我的目标是使它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作者在前言中这样阐述自己对题目的理解。

　　为了让人对他所设计的建筑产生一种亲近感，并且让这种亲近感变成一种双向的交流，中村拓志行进在一条不断探索发现、不断推陈出新的路上。对于建筑选址的思考、建筑架构的设计、装修材质的选择、色彩和灯光的搭配种种因素，他着眼于人的需求，也关注自然和人的协同与和谐。五章内容，各有侧重，但离不开两点：一是人的肉身需求和精神需求，二是尽可能让建筑与周围的自然、人文环境和谐共处，尽可能减少破坏和消灭，尽可能营建让人的需求与自然界的生命和非生命和融相谐的建筑世界。于生命之上寻找灵感，这就是中村拓志的建筑世界。

　　“穿过小门，稍稍弯腰，向前迈出一步，穿过入口。抬头的同时，视线向上移，心中便涌起一种特殊的豁然开朗。”这是他设计的一个小型美术展览馆的入口的介绍。应该说，刚刚读到这篇文字的时候，我始终没有办法理解他的这个理念。日本建筑，首先给我的印象就是普遍没有中国传统建筑深宅大院气宇轩昂的特色，或许是因为地域的局限，日式建筑物普遍“玲珑”。这样一来，这个设计难道无甚特色可言？“建筑介入和影响人的行为，定会由此而生成一种新的空间体会以及它所伴随的特殊感受。所以，这个美术馆的入口为了避开树枝而倾斜，并且其高度只有１．７米左右。穿过树枝以后进入的空间，因为高度不受制约所以一气拔高到６．２米的天花板上。”原来如此！入口处，为了对绿树的伤害降至最低，让人们对即将步入的艺术殿堂低头致礼；在这个行为过程中，人们放下头衔，放下一切外部包装，然后进门，舒展自己的身心，极目在空旷敞亮的画的世界，以最质朴纯真的心境与美邂逅。类似的思维还体现在树屋的设计上。这树屋是一处集体住宅，因为有太多超过１５米高度的绿树，让设计师一时为难了。他觉得，砍掉这些树，定会遭到报应———尊重自然和生命的所有理念和行为，值得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不是吗？

　　在灯光下轻轻翻阅这样一本书，似乎在品一杯新沏的龙井。文字中的建筑因为中村的娓娓解说变得亲切近人，所配插图，色彩典雅，拍摄角度切合书中的重点，图文对照，如同孩子看绘本，让我这样一个完全的“建筑盲”看得兴味盎然。最喜欢第四章《潮湿最美妙》这个设计。设计师寻觅到了冬日窗上的露珠这个灵感，用磨圆了棱角的碎玻璃珠混杂在混凝土中进行墙面的装饰，巧妙地利用水力冲洗，让玻璃珠凸显，在光线下如露珠般晶莹。如果仅有设计，仅有施工，那看到的仅仅是一小群人。中村通过这样一本书告诉了我，告诉了我们，建筑可以有多美。他还告诉我们：“照明，并不是用来照亮空间的东西，而是制造空间的东西。”他设计的光线让东京新大谷酒店的水晶玻璃商店成了一个梦幻的光影世界。他还说：“送别之人的心情是在跑道上面的，这个送别的空间，需要的是连接和牵挂，而不是阻挡和切断。”所以，他设计了东京国际机场星空一般的送别展望台。

　　将“恋爱”的柔情与热烈和“建筑”惯常的硬朗与冰冷联系起来，是本书最特别的视角，是作者最重要的建筑设计理念，是深深扎根于他每个项目的观念内核。其内在，就是对自然的关注，对所有的生命以及他（它）们的需求的尊重。

　　“读书就像交朋友，有些书粗略翻过即可，是点头之交；有些书必须精读细读，是知心至交；又有些书得再三玩味，十分迷醉，如情人爱侣。”如林语堂所言，木心的《文学回忆录》就让人一见倾心。陈丹青对他言必称“师尊”，陈村阅其文“如遭雷击”。木心是其笔名，取自论语“木铎有心”之意。

　　此书是木心于１９８９年到１９９４年在美国纽约给一群中国艺术家讲课时的口述内容，他生前不赞成出版其讲义。２０１１年在木心的葬礼上，陈丹青应诸多文学青年的恳求，将其５册４０多万字的听课笔记整理成上下两册书。木心自重自爱，丹青功德无量，均让人敬重。

　　全书是木心对世界文学史的回忆，绝妙之处在于如他在书里所说“小时听母亲讲故事，说得好，会把自己说进去一样。”木心把自己的见解融入文学史，语言精准而有戏剧性，能令陈丹青这般道行的人亦听得“笑到桌下，刚爬起来，又被笑到桌子底下去”。这本独特的文学理论书一反常规，好玩、好读，让读者回味无穷，是文学爱好者必备之工具书。此书我于去年６月细细读完，今年６月，因为受其影响，我拜读了福楼拜的文学名著《包法利夫人》，果然体味出内容和文法上的诸多“好”来。许多朋友因为我的推荐也买了这套书。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是我非常喜欢的作家，他的《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曾让我印象深刻，这次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奥威尔日记》，赶紧买来先睹为快。

　　奥威尔于１９０３年出生在孟加拉的莫提哈里，父亲是一名小职员。１９０４年他被送回英国，１９１１年进入一个二流的私立寄宿学校，这家寄宿学校颇有极权主义的色彩。１９１７年，奥威尔靠自己的努力考入伊顿公学，但其穷学生的背景使他备受歧视。受早年经历的影响，其一生的写作兴趣都围绕着“审查制度、失业、穷人、极权主义”等主题。为了观察穷人的生活，他伪装口音，跟流浪汉们同吃同住。书开篇部分是《摘啤酒花日记》，详细地描述了他的打工经历和遇到的流浪汉们。此外还包括《家庭日记》和《战时日记》，最后几篇是他重病期间在医院写下的。虽然稍有中断，但作者的这十几年生活脉络基本清晰。

　　奥威尔被称为“一代英国人的冷峻良心”，他反对极权，关注底层人民，热爱劳动，自己更是身体力行。他的日记就是他理念的最好诠释。奥威尔是个冷静的旁观者和记录者，对数字近乎偏执，连家里母鸡下蛋的数量都每天登记。所以十几年的家庭日记内容似乎有点雷同，但是看着看着，你会对奥威尔的坚持满怀感动。妻子艾琳因病去世后，他和妹妹安维尔、养子理查德生活在朱拉岛上的生活记录尤为感人。朱拉岛的生存环境非常恶劣，土地贫瘠，奥威尔除了耕作，还出海打鱼，有一次几乎淹死。在病重到无法行走的情况下，他还在床上修改着他最后一部作品《一九八四》，读到这里我几乎落泪。

　　在春天的滩涂，在夏天的山涧，在秋天的宅院，那些精灵无处不在，不甘寂寞。世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

　　诗人津渡用细腻、敏感的笔触，给所寻找、观察的鸟儿建立“文学档案”。它们羽毛的色泽、啁啾的韵律、飞翔或栖息的情状，津渡似以高倍望远镜予以考察，并记录。读者几乎可以听见那一只只鸟儿的心跳，以及每一次眨眼的神态。同时，与此同频共振的自然是诗人的脉搏和发现生动之美的喜悦。

　　《鸟的光阴》是一部关于鸟的诗性散文结集，所呈现的是诗人津渡个体的鸟类观察经验。那些文字，零散阅读是一篇篇清新、深邃的散文，是对一个个鸟儿活动景致的“搬运”；全书通读，则形成规模的厚重，展现一片大地的气象，一幅至美画卷。书中所记鸟儿的品种，以出没于浙北的为主，包括当地的留鸟和过境的候鸟，例如白胸苦恶鸟、黄腰文鸟、黑头蜡嘴雀等。据津渡自己说，远离尘嚣的“转悠”坚持了差不多有９年时间，“这些小文字”断断续续写了六七年。那么，眼前的这个文本，显然是有时间积淀的。若以禽畜为喻，《鸟的光阴》一书不是用激素催熟的，而是真正野外放养成长的，相信阅读口感与精神营养会有一定保障。

　　我不禁想像津渡是在哪样一个清晨、黄昏或子夜，起笔写下第一句：窗子和海堤之间是条小河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