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下午我在酒店等朋友的时候，拿起一份《国际先驱论坛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来看。一般情况下，这份报纸作为《纽约时报》的国际版，与中国相关的内容不会太多，但是这一天的头版头条讲的却是中国娱乐节目“庸俗化”的问题，旁边配了一张照片———凭《非诚勿扰》一夜成名的“拜金女”。文章一开头便引用了她的那句名言：“我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也不坐在自行车上笑。”这件事在外国人眼中是一条大新闻。

　　其实“宁愿坐在宝马里哭”的人不分中外，古来有之。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拜金主义曾一度盛行。“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就是当时的写照。所以到了今天，可悲的并不是社会上竟有这样的声音存在，而是很多非主流价值观，正在逐渐变成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十几年前我第一次去香港，那里崇洋炫富拜金的文化，让我很不喜欢。说英文会比说中文得到更多的尊重，初次见面的人会对你上下打量，看你身上穿的戴的有多少名牌。此后我尽量避免再去那个城市，甚至尽量避免在那里转机。

　　2011年底，因为参与策划并主持中国海外投资年会，我又不得已去了一次香港。阔别六年，香港给我的印象却和以往大为不同，我突然觉得这里民风淳朴，亲切可爱，竟有一种“回到拉萨”、找到精神家园之感。

　　其实香港并没有改变，改变的是我自己，是我常常身处的这个环境。最近五六年，中国大陆在加速物质化。我们对物质的崇拜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香港。我在北京一家连锁夜宵小馆子吃面条，看到旁边坐着的女孩儿戴的是卡地亚的手镯，拎的是爱马仕的包，无论真假，看上去都挺像那么回事儿，更不用说那些往来于豪华酒店的“精英人士”。而在香港，好像本地人并没有那么夸张。在商铺里疯狂抢购名牌的99%都是大陆客，这就是我在香港居然感到“返璞归真”的原因，说起来真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另外一次我对价值观的冲撞产生切身体会，是在耶鲁的时候。

　　起程之前，我曾经认真考虑要不要放弃这个机会。首先在美国一年的学习对我的英语水平提升有限，二来离开北京这一年，对我而言意味着要付出很大的机会成本。但是我的一个朋友对我说：“成钢，你应该去美国学习，感受一下别人的价值观。”这句话帮助我作出了决定。

　　在中国，所有的人都向往着一种活法，而且还是在西方世界可能已经过时了的活法。到了美国我发现，那里的人有着各自不同的活法，而且都活得挺好。

　　从进入耶鲁校园的第一天开始，我感觉到自己立刻安静下来。尽管身边不乏所谓的贵族家庭的子女，衣着谈吐不俗，但没有人以此作为炫耀的资本，也没有人戴名表拎名包，不同出身不同经历的人在这里彼此平视。

　　记得那时在校园里散步，常常会接到北京的朋友打来的电话，没聊几句就扯到买了套什么房、换了辆什么车、赚到了多少钱。其实出国以前我们的聊天内容也不外乎此，但是当我身处校园的林荫小道，不远处静静矗立着有着近200年历史的耶鲁神学院，听到这类话题，会感觉离我自己很远。

　　当然我们不必对价值观本身作出价值判断，它是一个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的命题。有的人喜欢骑车远足，有的人愿意坐宝马哭，只要是个人的选择，就都无可厚非。问题仅仅在于，今天的中国人只向往一种活法，这种活法以“钱”为核心，这是最可悲的。

　　特别是在刚刚过去的三年，从2008年开始，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应对金融危机，加大货币投放和信贷，使流动性大大增加，通俗地说就是“钱特别多”。该举措从客观上起到了对冲经济下行风险的积极作用，但总归“是药三分毒”，它的副作用也在其后三年慢慢体现出来。

　　比如大多数商品房的价格在这三年间至少翻了一番；国内艺术品拍卖市场屡屡拍出天价；很多普通人在这一转型期中实现了资产倍增，或者见证了各种一夜暴富的故事，很多人不再安于踏踏实实地工作。可是大家都赢了，谁来做输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