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的小说《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组成的“江南三部曲”的时间跨度很长，从辛亥革命写到当下的百年时间，您想表达什么样的内容？

　　格非：我是从１９９４、１９９５年开始酝酿这个“三部曲”的，原先的想法是想写个中国百年的作品，但是在构思的时候发现一部作品恐怕容纳不下这么多的内容，于是分成三个时间段，来介入这一百多年来的历史。第一个时间段，选在辛亥革命前后；第二个选在上世纪５０年代；第三个选在当下。这三部曲不是一气呵成写完的，当中有非常多的变化，每写一部要停好几年，所以这当中会有一些东西跟最初的构思有很大的区别。但宗旨没变，就是通过故事、人物，呈现中国这百年来的历史、生活以及变化。

　　在时间跨度上，“江南三部曲”跨越百年来中国社会的不同年代，主人公的关系似有关联，但故事各自独立，作品深入思考并描写一百年来中国社会、历史、知识分子等问题。其中，《人面桃花》选择２０世纪初的中国为背景，情窦初开的少女秀米遇上了革命党人张季元，然后一场关于革命、乌托邦的故事由此展开。作为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山河入梦》在情节上承接了《人面桃花》的叙事，并展开塑造了一个贾宝玉式的主人公，以及与之相配的一个爱情悲剧。《春尽江南》通过对一对中年夫妇一年中所经历变故的叙述，串连、闪回将近２０年的时光倒影，对当下中国人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与精神世界的嬗变有冷静、深刻的透视。

　　可能三部曲的故事都发生在同一个地点。在第一部中是个小村庄，第二部中变成了县城，到了第三部，已经是一个中等的城市了。地点是虚构的，但不能所有的地点都虚构，这样就太假了。

　　记者：我发现您的每一部作品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第一部《人面桃花》很诗意，而第三部《春尽江南》很写实。

　　格非：确实如你所说。当时我也希望风格统一，但是由于创作的时间跨度长，同时里面的题材也有不同，与当时的心境也有关系。

　　比如说，写《人面桃花》的时候，学校派我去韩国交流一年，教书。在那个地方没有朋友，比较寂寞。在一个完全不同语言系统的国家里写作，心态也不一样，比较安静，所以诗意的东西比较多一点。而且，辛亥革命前后我们都没有经历过，里面的人物都是虚构的，人物塑造和对话方面可以用比较诗意的方式来表现。

　　但是到了第二部，上世纪５０年代的人物有变化了，很多那个年代走过的人就生活在我们周围，所以他们的对话可能更需要口语化，整个风格也从诗意偏向抒情，同时我希望能够弥补第一部作品中的一些缺憾。

　　第三部《春尽江南》写当下。诗意、抒情、精致唯美的东西有所附丽，我需要采用更加有力的方式来表现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当下的生活相比前两个时代，更加复杂、信息量巨大，里面有很多我们熟悉的社会现象和身边朋友的影子，《春尽江南》自然就会跟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有着直接的对话关系，就像你说的“写实感”会强烈一些。

　　记者：这次《春尽江南》荣获第二届《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双年奖，您说希望读者在阅读《春尽江南》时能找到自己的灵魂，回归生活本身？

　　格非：其实我一直在用小说来探索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内在精神的衍变，前两部《人面桃花》和《山河入梦》，写的分别是国民革命早期和五六十年代的中国，虽然祖辈和父辈的生活毕竟离我们远去了，但我们可以冷静地观察，并赋予各种人物在生存困境下的形态和表现。

　　《春尽江南》关注的是当下中国的精神现实：婚姻、爱情、家庭、教育、法律等各个方面社会生活的真实呈现，一切无不像影子一样地观照着我们的真实人生和内心世界，其实是在叩问读者：这样的生活到底带给我们什么？我们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经历着反省着，用情感和力量感染读者———其实这也是小说带给我们的真正功能：使得我们的灵魂得到觉

　　三江访谈

　　人物名片：

　　格非，原名刘勇，１９６４年出生，江苏丹徒县人。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１９８７年发表成名作《迷舟》，从此以“叙述空缺”而闻名于“先锋作家”之中。１９８８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褐色鸟群》更是被视为当代中国最玄奥的小说。在沉寂十年之后，２００４年，格非推出了风格迥异的长篇新作《人面桃花》，后又相继出版长篇小说《山河入梦》、《春尽江南》。

　　日前，格非的《春尽江南》荣获第二届《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双年奖，他应邀和其他４位获奖作者参加了在慈溪举行的颁奖典礼。

　　醒。

　　一个人的精神状态不是简单得来的，而是来自很深的社会背景。我希望把这些复杂的社会生活问题带出来，作用于小说中人物的生活背景。我在小说里通过一个人物的口吻说了一句话———我们今天不是在生活，而是在为准备生活而提心吊胆。人们老是在担心，老是觉得钱不够，老是在防备。结果，一辈子很快就过去了。

　　现实中人们大可不必等到死亡降临时才反省自己，可惜的是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然而已经来不及了。很多人在生活中不思考死亡的问题，不把死亡当做生命本身的存在，而是用逃避死亡来维持既定的秩序。除了死亡，疾病、文学作品都能让人重新认知生活。

　　记者：大家对您音乐题材的近作《隐身衣》也评价很高，我知道您除了在清华开讲小说，还讲伯格曼电影，而且还特别喜欢音乐。音乐与电影对您的小说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格非：我从小就爱看电影，电影真是一个魔术，巨大的梦工厂，我对这个东西一直很好奇。当年我在华东师大的时候开的欧洲电影课讲伯格曼，直到现在我还开有电影课。音乐纯粹是个人的喜好，从来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但是我确实有个本领，任何陌生的歌曲，我只要听一遍就会，这是我儿子最佩服我的。

　　其实，我真正开始接触到古典音乐是在大学之后，那时我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读书，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大学的氛围特别好，大学里有很多演出，包括音乐，正好有个同学的父亲是交响乐团的指挥，上海音乐厅每周还有免费的交响乐演出，这给了我们很多接触古典音乐的机会。

　　对于小说的影响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因为不是为了写小说而去喜欢的。听多了音乐，其实你会发现小说的结构与音乐很相似，有旋律、节奏、复调、主题呈现、变奏等。《隐身衣》以身边的几个古典音乐发烧友朋友为原型，带有些许哥特风格，我是想反映这些人与当代社会的距离感。与《春尽江南》有一点很相似，两者的叙事内驱力都与房子、人的栖居之所相关。

　　记者：您的另一个让人难以忘记的身份是“先锋作家”，当年你们那一批作家的“先锋作品”都比较隐晦，文本表达上非常特别，但现在都似乎已经回归到一种非常纯净、清晰的叙事去了？

　　格非：“先锋”是一种现代主义的表现。上个世纪８０年代，正当年轻的我们喜欢追求新意，爱看一些别人看不懂的东西，甚至大家都在比能不能看懂某个问题，结构也是这样，越复杂越新奇就越好，成为一种迷宫式的游戏。长期的写作之后才反思发现，其实早在１９、２０世纪也有那么大量的优秀作品，而更早的１７世纪，也有很多古典的优秀作品。中国也是如此，如果我们仅仅关注现代主义是不够的。经过“补课”，我对整个文学的看法就改变了，如果我们还是局限在现代主义是很不像话的。

　　当然我并不否认当时“先锋小说”的成绩，但有一点是确定的：文学是和时代相关的。我们这代作家有意识地在语言上变革，很重要的原因是，当时西方现代主义非常热，年轻人很喜欢新的表现方式，也看了大量的现代主义作品，当时也是翻译的高峰，哲学界、文学批评界包括创作界，都有呼应，在这样的氛围下，文学就有了一个新的变化。有一点是必须的，文学在语言上是需要变革的。反映生活，每个人的感知不同，如果语言不变革的话，新的作家起来后，不能有效地表达这个现实。比如身处今天的时代，我们完全可以在叙事的时候处理得快一点。

　　记者：您的中篇小说《褐色鸟群》曾被视为当代中国最玄奥的一篇小说，是人们谈论“先锋文学”时必提的作品。回过头，您如何看待自己这部作品？

　　格非：确实这部小说不断地被提到，前一阵我去法国，还有法国的朋友用法语朗诵。我个人其实无所谓，我对批评界既关注也不关注。说关注是我比较看重一些朋友，他们对我作品是一种什么看法，我会去留意，他们也会直接和我来说。说不关注，我不关注别人究竟对我的作品怎么看，是赞扬还是批评，我一直到现在都是这个习惯，和批评界的关系不是特别紧密。

　　对我来说，当时的创作是件很兴奋的事情，写作成为一件奇妙的，私人的，隐秘的，完全可以自己把握的事情，没有任何束缚的文本创作方式带给我极大的自由，极大的愉悦。

　　记者：现在文学的热潮退去，您如何看待文学在当下社会的作用？

　　格非：文学的地位在全世界都是类似的。当下，我们对文学的关注度显著地降低了，甚至处于尴尬的境地，功利性阅读和消费性阅读成为我们的主流。在欧美国家，纯文学如果没有那些奖项，无法想像是怎么生存的。确实，在上个世纪８０年代，文学在中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并深刻地影响过我们，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保持这种状态，相反，这只是个特殊的例子，我们纵观古今中外历史，创作的艰辛和文学的寂寞才是正常的。１９世纪的文学已经算很好的时代，但不过如此，在明清时期，２００年出一部好作品就已经不错了。所以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去担心文学会失去生命力，文学更需要寻找自己内心，对于作家来说，保持自由作家式的安静和寂寞未必不是件好事情。

　　记者：您的一个观点：不希望自己的小说成为畅销书，但其实几乎所有的经典都算是畅销书，这怎么理解？

　　格非：如何让自己的书成为畅销书，有什么秘诀？我经常跟大家说，很简单，就是你先把自己变成一个畅销的人。比如说，我们都很奇怪，有很多节目主持人的书卖得很多。为什么？因为这个人有名，所以他的书就会卖很多。所以，你想尽办法把自己变成一个让大家都知道的人，什么书都卖得掉，但这与质量没关系。

　　一本书是不是畅销，跟这本书好不好，没有关系。我举一个例子，卡夫卡这个作家，当年他的书出版后，在布拉格印刷，多少年以后才印了1000多本，经过多年，只卖掉了１０本。卡夫卡本人很清楚，有９本是他自己买的，也就是说他的所有书里面卖掉的，只有一本。所以卡夫卡一直很奇怪，他每天睡觉都在想，买我书的那个家伙是谁。尽管如此，但你不能否认卡夫卡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吧？

　　一本书可能在今天默默无闻，可能200年以后成为畅销书。有的书在今天很畅销，但可能２０年以后就默默无闻，没有人知道，永远被淘汰了，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一再发生。文学和作家是有自己的任务的。文学的任务，就是对现实提出批评，提出进行某种整合性的批评。作家呢，他一定要提出他的见解。当然一本书卖得多，对作家来说，可能版税比较多，可以挣一些钱，也是好事。

　　记者 陈晓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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