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慧松

　　“陌生电话不仅能叫出孩子名字，还能正确说出孩子就读的学校、年级。是谁泄露了孩子的信息？”最近，很多家长都接到一些培训推销电话，电话那头的陌生人似乎对孩子的基本信息了如指掌。（７月９日《宁波晚报》）

　　陌生电话对孩子的个人信息了如指掌，家长不仅受到了骚扰，还会担心孩子的安全。而这些家长还只是接到了推销电话，不少市民接到了形形色色的诈骗电话，对方同样对自己的相关情况如数家珍。

　　媒体屡有报道，有市民购车后，“退税电话”接踵而至，对方能准确说出你买车的时间、地点乃至牌照，车主信以为真，结果落入圈套；有人家里添了小宝宝后，马上就收到“发放生育补贴”的短信，短信中准确说出你生孩子的时间、医院、孩子性别、体重等信息，让人觉得很可靠，实际上是骗钱的大忽悠……无论是孩子上学、买车还是生娃娃，都是自家的事情，推销员乃至骗子是如何知道的呢？

　　其实一点也不难，不管是孩子上学还是买车、生娃娃，都会在一些单位留下相关资料。按理说，工作人员应“守口如瓶”，尽到保密职责，可有的工作人员工作疏忽大意，导致资料泄露；更有甚者，唯利是图，为了蝇头小利就将当事者个人信息出卖了。这其实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在网上有人专门收购、转卖公民个人信息，经过层层倒手，公民个人隐私成了“尽人皆知”。

　　个人信息泄密，后果很严重。隐私泄露带来的心理不安全感尚在其次，像身份证这样具有法律效力唯一性的证件信息，要是被不法分子掌握的话，那只能用可怕二字来形容了———电信莫名欠费数千元、冒名办理信用卡再恶意透支、筛选你的银行卡密码划走钱财等让人心惊胆战的事情，均已有现实的案例发生。

　　遗憾的是，严惩个人信息泄密者虽然是公众普遍意愿所在，但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７日《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报道称：在该报于２０１１年底所做的一项社会调查中，有七成受访者在个人信息遭泄后，选择了“忍耐”。只有三成人会以要求相关网站删除自己的信息、查询谁是泄露者或者举报等方式，作“绵薄”的抵抗。

　　受访者的忍耐多出于无奈。因为法律步履蹒跚迟迟未至。２００９年《刑法》虽将泄露个人信息的行为入罪，而《民法通则》中也有关于个人隐私的条款，但这些规定零散、抽象，现实中普遍缺乏可操作性。而《个人信息保护法》初稿已出台多年，但迟迟未见面世。

　　没有法律撑腰，严惩个人信息泄密的不法行为就难以“师出有名”，效果也会大打折扣。面对个人信息泄露愈演愈烈的残酷现实，面对“坚决查处泄密源头、斩断个人信息泄露背后的利益链条和严厉打击贩卖个人信息者”（２０１１年年底《法制日报》与搜狐网联合进行的一项社会调查）的公众期待，《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出台当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