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尧

　　湖南宁乡县人民法院院长马贤兴在一个法治论坛上表示，要建设和谐社会，不仅要靠法治保障，还要靠良心保障。马贤兴提议把良知写入法律总则，成为指引、评价、规范人的行为的法则。（７月１６日《潇湘晨报》）

　　缺少道德的厚度，必然难有幸福生活的高度。特别是在“道德沙尘暴”愈刮愈烈的背景下，“良知入法”似乎具有一定的紧迫性、客观性和合理性，但实际上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伪命题，面临许多无法绕过去的困境乃至荒诞。

　　最关键的原因是，法与道德既是内涵各不相同的两个概念，又是人类社会正常运行的两个维度。它们和谐共生，但本质上却不存在交集。也就是说，“法律管不着的，必然归道德来管”；同样的道理，道德管不了的，必然归法律来管。因而，不论公众的良知与道德是多么令人忧虑，也不论“良心保障”或者“良心之治”的蓝图看上去有多么美丽，“良知入法”都是一个伪命题，必须慎行。否则，必然会模糊法律与道德的边界，最后导致两者相互纠缠、相互干扰、相互捣乱，都成了“四不像”，都在饮鸩止渴。

　　退一万步说，即便把良知写入我们的法律总则，恐怕也很难取得什么实际效果。一方面，把道德问题上升到法律层面是很简单的，但要想进一步细化、量化，并通过切实可行的措施贯彻落实到现实里，却绝非易事。稍有不慎，“良知入法”就会沦为“纸上的禁令”，然后以“稻草人”的方式损害司法的严肃性、权威性。

　　另一方面，毫不夸张地说，解决教育、医疗、食品、药品、工程等领域存在的问题，我们并不缺少可以依据的法律法规和制度规范，缺的是强有力的执行力。试图用“良知入法”来解决这些原本就可以解决的“法律问题”，与其说增加了法律文本的厚度，不如说是“多此一举”，甚至涉嫌“舍本逐末”、“舍近求远”，只会浪费大量的立法资源和行政成本。

　　事实上，在社会道德领域，我们并不缺少各种充满人性光辉的“最美”，比如“最美女教师”、“最美司机”、“最美白衣天使”，等等。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放大“彭宇案”等特殊案例的负面因素，关键在于：一是我们的内心依然不够敞亮，我们的道德依然不够强大；二是社会在呵护、激励普通民众的道德勇气和道德自觉一事上，仍然做得不够好，以致于不时发生“好心没好报”的尴尬情况，让一些见义勇为者“流血又流泪”。

　　不论社会是否管好了道德和良知，但这事终究是归社会管的。诉诸立法，可谓名不正言不顺，不利于公民自律、社会自治。当然，要想在市场经济背景下重塑社会道德体系，绝对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参与和付出。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一边仰望星空、一边脚踏实地，拿出更大的道德勇气来参与道德实践、培育道德自觉、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相信“良知入法”式的荒诞将不会写进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