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冬季的到来，全国各地的书展、读书季、阅读节先后拉开大幕，在寒冷的冬天带来书香的温暖。古语云：春发夏长，秋收冬藏。冬季，正适合在屋里，泡上一杯热茶，打开一本合适的书，过一个有温度的冬天。

    2019年首期副刊，将会介绍一款书的“好伴侣”，不是邮票，更不是明信片，而是现代人已经逐渐淡忘的“藏书票”。从最初西方流行起，到20世纪流传到中国，本期副刊的《书香之城》系列就请宁波图书馆文史专家陈英浩来讲述“藏书票”的前世今生。

    □金报记者 朱立奇

    [ 传统 ]

    中国文人喜欢在书上盖章

    古今中外的藏书家大多是读书人，对于爱书之人而言，书籍堪称比他们的生命还要宝贵。因此，书籍从少到多，从分门别类到大包大揽，藏书楼、私人藏书馆就这样出现了。就拿宁波为例，或许是宁波人太喜欢读书，或整个城市阅读氛围太好，有据可查的私人藏书机构超过几百家，其中最著名的就要属“南国书城”天一阁了。

    读书人多了，看的书多了，总要想办法表达自己对于这本书的喜爱之情。于是，不知从哪个时期开始，中国的读书人就喜欢在自己喜爱的书上盖藏书印，一来表明自己对于这本书的喜爱，二来则留下印记让后来者（包括自己的子孙或是其他读书人）知晓，这本书本人曾经看过。

    “就以现藏于浙江图书馆馆藏的宁波范氏天一阁旧藏《古易世学》的钤印为例，上面除了‘某某珍藏’、‘某某之印’外还有像‘子子孙孙永保之’的印文，目的非常明确。”宁波图书馆文史专家陈英浩介绍说。

    外国人喜欢用“藏书票”

    由于中国的古籍纸张一般是植物纤维制造，发明纸张的时间也较早，因此在纸上加盖印章较为合适，且醒目不容易掉色，数百年甚至数千年依旧清晰可见。可在西方情况就大不相同，无论是羊皮材质还是后来其他质地的纸张，对于洋装书而言，它们的质地都很坚硬，盖章就行不通了。可西方读书人也要表达自己对于书籍的喜爱，还要“宣誓”对某本好书的“主权”，于是乎，西方读书人脑筋一转发明了“藏书票”。

    藏书票一般由图画和文字组成，早起受制于工艺和技术，多为手绘，后随着版画的流行，木刻、铜刻版画逐渐取代手绘成为主流。“通常藏书票在票面上印有拉丁文Ex-Libris，意为“我的藏书”。最早的一张藏书票是1470年由德国人Johannes Knabensberg制作的，署名勒戈尔（Lgler），画的是一只刺猬叼着野花在落叶丛中，形象生动。

    [ 交流 ]

    漂洋过海，藏书票来到亚洲

    据现有文献考证，亚洲地区最早开始制作藏书票的国家，是我们的邻居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接受了来自西方的科技、文化还有阅读习惯。渐渐地在日本市面上出现了与传统的浮世绘相结合，具有明显日本风俗习性的藏书票。

    与日本相比，中国的读书人其实更早接触到藏书票。大致在明末清初时，西方来华的传教士也带来了一些藏书票，不过这些藏书票数量不多。中国的读书人沉浸在科举考试和敲印章的传统中，对于新出现的藏书票没有多大兴趣。可以说，当时的士大夫对于藏书票几乎没有兴趣。

    一直到20世纪初（另一说20世纪30年代），一些留学生和关注西方、日本艺术的国人，主动引入、绘制藏书票，才开启了中国藏书票的历史。

    受鲁迅青睐，藏书票风靡中国

    木刻家李桦组织的现代版画会在进行版画创作的同时也创作藏书票，著名作家郁达夫也是藏书票的拥趸。不过要说到藏书票在中国的全面铺开，鲁迅先生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倡导的版画创作运动极大推动了中国藏书票的全面发展。

    在1935年出版的《现代版画》第9期就是全部介绍藏书票艺术的专辑。从此，中国的读书人从单一的对着书籍敲章，渐渐地开始有了使用藏书票的习惯，毕竟藏书票展现着来自地球另一端，另一种美好艺术价值的展现。

    目前已知，中国最早的藏书票名为“关祖章藏书票”，里面的内容颇有中国读书人的特色，一位书生模样打扮的读书人在图画中间，身后立着的书柜塞满了书籍，身前的书箱更是被这位读书人翻箱倒柜，一副正在找书的情景。由此观之，哪怕是来自西方的藏书票到了中国也得入乡随俗。

    [ 拾趣 ]

    宁波人与藏书票

    故事开始得也很早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宁波作为五口通商之一，在清末民国时期也涌现出了不少与传统并不一样的藏书家。他们既收集中国古籍，也对西洋书颇感兴趣，藏书票也随之以很缓慢的速度在宁波小范围流行开。市图书馆文史专家陈英浩展示了几张与宁波息息相关的藏书票。

    第一张藏书票的拥有者叫李时敏，民国时期的名媛陈洁如（宁波籍）的英文老师。在陈洁如的婚姻破裂后，李时敏和陈洁如还保持着联系，并为她整理了回忆录。这张藏书票即为李时敏拥有，是国内已知最早的剪影类藏书票。

    第二张藏书票只有一个人的侧脸，拥有者是余姚人邵洵美，邵氏是民国时期非常著名的出版家和作家，而早年的邵洵美有不少自画像，这张藏书票上的肖像因为突出了“希腊式”的鼻子，因此颇受邵氏喜爱。

    第三张与当代著名文化学者余姚人余秋雨有联系。该藏书票为了配合余秋雨的代表作《文化苦旅》的发行，特地设计了一头双峰骆驼。画面中骆驼在沙漠中行进，不仅是苦旅，而且和书中有关敦煌的篇章相呼应。

    除此之外，在宁波籍版画家中难得的“父子档”：邵克萍和邵黎明，也都是藏书票设计的名家，这对父子也各自设计过藏书票，颇有特色，受到读书人的喜爱。

    更难能可贵的是，1913年出生于宁波江北畈里塘村的著名作家唐弢曾经发表《藏书票》一文，倡导国内应重视藏书票这一新的“艺术形式”，使之具有“东方趣味”和“中国作风”，并在其所著《书话》一书中收有陈仲纲等刻的藏书票。

    改革开放后，中国藏书票研究会成立，参加了国际藏书票双年会。1987年在北京举办了第一届藏书票展，此后中国的藏书票先后在美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展出，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冲击和融合在一张小小的藏书票上展露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