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发生后，一度出现了相互对立的两种观点。

    有人为赵医生打抱不平，认为他是一位好医生，做了好事反而受到不公正对待。也有人认为，警察执法权需要得到尊重，包括医生在内的任何人，都得依从执法程序，没有理由将自己置身法外。应该说，上述观点虽然相互矛盾，但都有一定道理，所站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就会存在差异。

    但相互指责不仅容易将矛盾激化，而且因存在情绪化宣泄现象，因此更难理性思考，从而看不清问题的本质。相反，假如双方各自内省，从自身找原因，不仅容易形成共识，达成相互谅解，更有助于找到问题根源，避免今后出现类似冲突。从这个角度来看，医生和警察都只从自身找原因，不失为聪明和大度之举，仍在互呛的网友，应该向他们学习。

    这事之所以发生，与多方没有跳出固定思维模式有很大关系。

    这些年伤医事件频发，“零容忍”成为高频词，很容易在医疗系统形成一个固定思维，认为但凡发生医患冲突，医生总是受害者，患者总是加害者，忽视了冲突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在制定医患冲突防范预案时，医院也会习惯于设想医生受到攻击时怎么办，并认为警察理所当然会站在医生一边。由于准备不充分，当事件没有按照预先的设想发展时，不仅医院没有采取适当措施，当事医生和其他医务人员，也因事发突然而不知所措。

    警察执法同样没有跳出固定思维。执法需要遵守法定程序，不具备程序正义的执法，公正性就无法保证。因此，对于挑战执法程序的人，警察有权使用强制措施。然而，医院是一个救死扶伤的地方，坚守执法程序固然重要，但执法权是否重于生命权与健康权，这是个问题。更关键的是，达到目的的途径有多种，当比较温和的措施有效时，就不应采取有损医生尊严和医疗秩序的措施，不尝试与医院沟通，不采取适当的变通手段，是对执法权的机械运用。

    医患冲突、医生和警察的互动、警察应对闹事的患者等，都没有固定模式，不能只针对经典且单一的场景制定防冲突预案。更要看到，在严厉打击“医闹”的大背景下，非典型的冲突或将成为主流，在这些冲突中，也许很难界定谁是谁非，过去防冲突的单一模式应该得到升级，要以丰富的手段、差异化的措施，分别应对不同情势，并事先对医务人员和警察做好培训，避免因仓促行事导致行为失当。

    罗志华（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