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济医院纠纷，从医患纠纷转化为医生与警察执法的纠纷，俨然演变成了执法如何“尊医重卫”以及医生如何尊重执法权威的话题。

    事件后，双方坦诚公布并反思，最终握手言和，也是双向的理解与敬重。

    然而，事件只是止于“医警言和”并不是反思终点。换言之，类似个案只是特例，而引起的医患纠纷却带有普遍性，事件背后根本指向，还是患者就医等候的时长与医生看病病人多之间的矛盾。

    看一个病，从上午10点等到下午3点多还轮不上的现象在很多大医院很普遍，这也只是候医的过程，还不包括看病约号、看病出行中种种耗时费力，看病难再加上病患的身心痛楚，都会带来看病过程心理焦虑的堆积，诱发一些过当行为的发生。同时，此案中的赵医生，每天面对看不完的患者，甚至自觉地选择加号和加班，在许多大医院的医生中也相当普遍，他们的工作强度与压力并不小，在身心疲累之下，处诊过程完全排除情绪化的影响，未免有些强人所难。

    从长远来看，需要提高医疗资源特别是医生人均的拥有量，让看病不再难、处诊不再多。然而，短期内是无法有效解决这样的结构性矛盾，这也要求医疗机构在患者就诊服务与医生医疗服务方面，有更多更精细的制度与机制来疏导和分流，而不只把医疗简单看作是医患之间的事。比如，看病约号完全可以精准到具体时段，并准确告之患者，避免盲目候诊，引导患者建立更理性而清晰的心理预期；又比如，对就医秩序的管理更宜交给专业人员负责，同时，他们还负责等候病人就诊方面的沟通，如向患者介绍需要准备的资料、需要注意的事项，可能要接受的检查等等，既把医生从这些管理事项中解放出来，排除干扰，也对患者候诊过程中实施服务性的干预，消除患者的焦虑和可能滋生的被忽视感。

    木须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