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击队的战士们在行军（中共宁波市委党史研究室供图）

▲现居上海的虞鸣非（女儿黄晓岚提供）

年轻时候的虞鸣非（资料图片）

    “1949年5月25日，宁波解放，我带着武工队正在大岚山，听到解放军也解放了奉化溪口，就派出奉西乡副乡长芦苇去往溪口与解放军联络……”这段文字，讲述人是现年98岁，曾让反动派闻风丧胆的武工队长虞鸣非。

    今天解放宁波的独家回忆，就从新四军老战士虞鸣非，这位耄耋老人的讲述中展开。□通讯员 王泰栋 记者 朱立奇

    全村最早进学堂的姑娘

    参加了革命队伍

    作为慈溪最北面的村子，古窑浦（村）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都归观海卫管辖，其北临杭州湾，南接中横线，东连淞浦，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本次故事主人公，现年98岁的红色老人虞鸣非就出生在古窑浦。

    “在我出生那个年月，封建观念很严重，女性是不受重视的。幸运的是，我的父亲年轻时辛勤劳动，通过围滩造田积累了一定的财富。父亲颇有远见，把我送入了学堂。我先是读私塾后又进入附近的新式学堂，虽然只读了四年书，可我依旧成了古窑浦300多户人家中，第一个进学堂念过书的姑娘。”说起自己读书的这段经历，虞鸣非骄傲地总结道：“就是我念过书，有文化，这为后来干革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41年4月，日寇入侵镇海，同年6月18日，当时被称为“五支四大”的新四军在相公殿伏击日军，打死打伤日寇16人，这下三北人民都知道有了抗日武装。7月，新四军队伍来到古窑浦，并在村里建起了办事处。新四军女干部徐伟平就住在虞鸣非家中，看着革命干部的作风，听着革命思想，革命的种子在她心中扎下了根。1944年7月，虞鸣非在东埠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宁波解放了

    战斗并未结束

    1947年5月以后，虞鸣非先后担任了四明山梁弄左溪乡党支部书记，1948年调到大岚区（镇）当区委副书记，兼武工队长。虞鸣非虽是女同志却能双手持枪，令敌人闻风丧胆，四明山第一位女武工队长威名远播。

    1949年5月25日，这一天宁波市区解放，奉化溪口也同日解放。解放当天，虞鸣非正带着武工队在山上打游击，听到消息后，便迅速派奉西乡副乡长芦苇前往溪口与解放军取得联系。又过了几日，虞鸣非再次带领战士们前往溪口汇报工作的途中，残酷的战斗爆发了。

    “1949年6月1日清晨，我与区干部还有武工队的战士们23人，从大岚区地母殿出发，经过亭下村，走到村里的时候天色已晚，就在村中学校里留宿一晚。第二天早晨6点左右，突然遭到来自岩坑、梅溪、驻岭等地来的‘反共救国军’的包围袭击，一时间枪声四起。我立刻命令武工队严阿葵带领几个队员先冲出去，占据有利地形后，掩护其他同志突围。” 严阿葵没有辜负同志们的期待，他率领10来个战士趟过溪水，以坟滩为依托，坚决反击。

    战斗非常激烈，20多分钟后，虞鸣非与严阿葵各自率领战士们突围成功，虞鸣非与另外三位战友按既定计划赶到溪口，向驻扎在奉化溪口的61师师部报告了土匪（反共救国军）的卑劣行径。

    我党的纪律严明

    绝不欠群众一分一厘

    向61师的首长汇报完毕后，虞鸣非决定赶往市区，向市里的领导报告山区战斗详情。为了路上的安全考虑，解放军61师派出一个小队的战士护送虞鸣非赶到市区。

    在宁波市区，虞鸣非见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担任四明工委书记，解放后任中共宁波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的陈布衣同志。“我把在溪口遭遇土匪袭击的经过，原原本本告诉了陈布衣同志，我说：这班‘反共救国军’其实就是四明山的土匪刘子良、小雄鸡（绰号）他们，我们下山了，土匪们上山了。陈布衣同志听完我的汇报，点了点头，回答我说：（中共宁波）地委已经了解这些情况，准备立刻组织宁波军分区派出部队上山剿匪。”听了陈布衣的回答，虞鸣非这才放下心来，然后就准备回山里。

    刚准备起身离开，陈布衣又叫住了虞鸣非，他特地拨付了一笔经费让虞鸣非带回去，这笔钱是用来支付武工队员们在大岚地区打游击时，在群众家里吃、用、耗费的各种费用。“陈布衣同志叮嘱我，不能欠群众一分一厘，把钱付清后，再让我去奉化县委报到。”想起七十年前，那次来宁波市区的经历，虞鸣非印象深刻，她不停地念叨：“我党真是做到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接下来军民合力在宁波地区展开了大范围的剿匪战斗，并配合城区金融系统的整顿，乡间治安工作的开展，群众的生活迅速安定下来。虞鸣非所说的那些上了山的土匪，先后受到正义的审判。

    怀念牺牲战友

    牵挂战友遗孤

    采访中，虞鸣非一次又一次提起那场1949年6月2日清晨发生的战斗。“战斗中，我们武工队的司务长诸世义，炊事员沈荷花，队员俞顺青不幸牺牲。其中，沈荷花原本就是烈士遗属，她的丈夫在北撤时牺牲，她还一度被反动派抓捕过，因从她嘴里撬不出东西就被保了出来，她在武工队做炊事员。”

    说起沈荷花的牺牲，98岁的虞鸣非依然非常痛惜。她回忆道，沈荷花同志还有一个10多岁的孩子，我一直放心不下这孩子就把他带在身边，后来要去奉化县委工作，不得已把孩子拜托给了当时担任余姚县副县长的李华同志加以照顾。

    过了一段时间，虞鸣非去余姚看孩子，孩子看到虞鸣非后，呜咽地说：阿姨，我爸、我妈都牺牲了，我想从江桥跳下去，死了算了。孩子这番话，几乎要把虞鸣非的心给撕碎了。当时她稳定了一下情绪，掏出一支金星钢笔递给孩子，鼓励他要好好生活，长大了要为人民服务。后来，孩子没有辜负长辈们的期待，参了军，还去了北京的军校学习深造。“几年后，我的丈夫去北京出差时，去军校看望了孩子，他的表现很好，还立功受奖。听到这个消息，我才感到可以稍微宽慰烈士的在天之灵。”

    “70年前，在四明山打游击，解放后剿匪战斗的经历，一幕幕就跟在昨天发生的一样。看到现在祖国建设日新月异，人民生活水平飞速增长。这一切来之不易，要珍惜，要努力啊。”虞鸣非告诉记者，由于工作的原因，她先在宁波地区工作，后到绍兴从事妇女方面的工作。最后，在组织安排下，先后在上海美文丝织厂、第14棉纺厂担任领导职务，离休后和女儿一起生活在上海。

    “虽然现在没有住在宁波，可对于家乡的新闻一直都有关注，看到家乡发展得越来越好，我是打心里高兴。”

    “70年前，在四明山打游击，解放后剿匪战斗的经历，一幕幕就跟在昨天发生的一样。看到现在祖国建设日新月异，人民生活水平飞速增长。这一切来之不易，要珍惜，要努力啊。”

    ——大岚区（镇）区委副书记，兼武工队长 虞鸣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