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钟楼上有关宁波海上丝路的展览

▲敦煌莫高窟九层楼

▲嘉峪关

▶嘉峪关石板路上深深的车辙

    天一阁·月湖景区“走中国·看宁波”全国纪行活动，旨在站在全国的高度看宁波，进一步提高宁波旅游及宁波“海丝活化石”品牌在全国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通过走中国的形式，围绕与宁波紧密相关的大型专题进行现场采风，以期吸纳众长，推进宁波旅游的发展。

    这次7月西北行，是在前期线路之后，通过走河西走廊，将陆上丝路与海上丝路进行比较，寻找异同和关联，让历史告诉未来。

    在中国的历史时空中，中华民族从未忘记对世界的探索，而海上与陆上的两条丝绸之路，犹如两条伸出的臂膀，跨过大洋、高山去拥抱远方的梦想。

    宁波，有着全球第一大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

    此次“走中国·看宁波”7月西北行，踏上河西走廊的土地，犹如海上丝绸之路与陆路丝绸之路的一次对视。山海有异，但殊途同归，两者之间有太多的勾连和映照。而“一带一路”的倡议，又让两条丝路从历史深处走来，赋予了崭新的时代内涵。    □记者 杜春景 文/图

    西安钟楼上的明州航海图

    一路向西北到长安。

    西安，是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此次“西北行”的第一站。

    西安有3000余年的建城史和1100年的建都史，其中尤以汉、唐时最为繁盛。追根溯源，丝绸之路的开通和繁荣是古代西安能够发挥巨大影响力的重要条件。虽然在短时间内我们不能一窥西安历史与人文的全貌，但在有限的经历中，仍随处可见两条丝路“共舞”的印记。

    夕阳西下，西安钟楼在落日余晖中巍峨耸立。在钟楼的一处展区，记者注意到一幅有关宁波“海上丝绸之路”航海图的展板。

    这里展示的是有关遣唐使的资料，记录了遣唐使的入唐路线及唐代明州（宁波）“海上丝路”航海图。从图上可以看出，当时的明州已是“港通天下”，是日本到中国的重要通道。日本的客商由明州登岸，再一路向西北行抵达长安。明州，属于当时的海陆枢纽，既是内河港，也是通海门户，是大唐对外贸易和交流的大通道起点。

    据记载，唐朝时的明州就是长江以南的主要港口之一。文献中描绘当时宁波外贸的繁荣景象：“虽非都会，乃海道辐辏之地，故南则闽广，东则倭人，北则高丽，商舶往来，货物丰衍。”

    同时，大唐使者去日本，也是要从宁波登船。鉴真第三次东渡时，就曾住在阿育王寺，普法讲道。

    钟楼的工作人员表示，唐朝时的长安多元、包容、开放，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城市。两条丝绸之路一陆一海，东西辉映，为大唐带来了繁华，也展现了当时的大国气度。

    莫高窟与天童寺，佛教传播的见证者

    继续西北行，车至甘肃武威（古称凉州），则进入了长达上千公里的河西走廊。

    河西走廊为古丝路的枢纽路段，连接着亚欧大陆的物质贸易与文化交流，沿途记录东西方文化交融的遗迹星罗棋布。张掖、酒泉、金昌、敦煌等历史悠久，文化厚重。

    敦煌莫高窟坐落在河西走廊西端，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至隋唐时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达到全盛，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宝库。

    佛教自汉代传入我国，丝绸之路就是其进入的要道。魏晋时期，佛教在我国盛况空前，至隋唐达到鼎盛。

    事实上，莫高窟是佛教进入中国的一面镜子。

    记者到达莫高窟的当日，参观的游客几乎“人满为患”。出于保护的原因，莫高窟绝大多数洞窟都被锁上，向游客开放的仅有8个。开放的几个洞窟前，均排起蜿蜒上百米的长队。进洞参观时，大家就像是被置于流水线上，被前后簇拥着只能观看10来分钟。莫高窟的壁画、雕塑之美，仅在这惊鸿一瞥中了。

    同行的范伟国先生是人民日报社上海分社原副社长，他对敦煌文化兴趣颇深。他说，莫高窟之所以如此受游客青睐，源于其在丝绸之路上不朽的文化价值。

    莫高窟璀璨的佛教艺术，形象地记录了河西走廊在宗教融合、民族融合等方面的点点滴滴。

    有趣的是，从佛教传播这个角度讲，作为“东南佛国”的宁波，与河西走廊发挥了同样的历史作用，形成了“隔空共振”与接力，莫高窟与天童寺则是见证者。

    莫高窟始建于公元366年，天童寺始建于公元300年，基本属于同一时期。宁波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不仅海上贸易繁荣，在文化传播上也发挥着巨大作用。据《天童寺志》记载，先后曾有32批日僧到天童寺参禅、求法，11批中国僧人赴日弘法、传教。把中国禅宗传入日本的日僧荣西、道元，都是从天童寺归国后开山立派的，而日本曹洞宗则视天童寺为祖庭。

    佛教的传播和僧侣的往来，天童寺见证了宁波在文化交流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佛教经河西走廊进入中国，又经宁波传入日本、韩国等，陆上丝路与海上丝路在不同的时空，均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嘉峪关，明王朝“自锁”的大门

    7月的河西走廊，太阳落山的时间比东南沿海晚得多。

    嘉峪关，这个号称“天下第一雄关”的河西走廊咽喉，在傍晚6点仍是游人如织。

    嘉峪关始建于明洪武五年（1372年），明长城最西端的关口，是丝绸之路的交通要塞。建关之初，这里是明王朝开拓西域的前方大本营，也是西域使臣进出中原的唯一法定关口。然而到了嘉靖年间，随着国力衰退，嘉峪关一“关”了之，丝绸之路彻底断绝。

    目前的嘉峪关经过几度修葺，已成为一个景点，供游人抚今追昔。记者看到，关门前的道路已经完全废弃，淹没在茫茫戈壁滩中，只有关门下石板路上深深的车辙，还能依稀感受到这里曾经的繁忙。

    雄伟的嘉峪关，在彻底关上大门后，变成了一个没有生命力的躯壳，成了一个王朝闭关锁国的标本。

    据记载，明朝在外交上推行朝贡制度与严苛的海禁政策，在彻底关闭陆上丝路的同时，海上丝路也基本断绝。不久后，这个自我封闭的“白银帝国”，就被世界抛弃了。

    看着嘉峪关，范伟国先生颇有感触。他说，明王朝僵化消极的政策，令两条丝路成了失去血液的动脉，当时的宁波同样深受其害。一个王朝丧失了对外部世界的兴趣，丧失了开放包容的基因，其结果不言而喻。

    几百年后，嘉峪关落寞地伫立在河西走廊的西端，而在它的旁边，高速公路上的车流与高铁飞驰而过。

    时代的变迁，嘉峪关尽在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