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大米得用粮票；买菜油得用油票；想买点素鸡、豆腐还得根据规定，在一定时间段内使用备用票才能买到……

    在新中国成立后那段物资短缺的年代，票证这个比钞票还重要的“第二货币”，给无数老一辈人留下了深刻记忆。在宁波，就有这么一位老先生，收藏了不少饱含时代印记的宁波票证。

    □记者 吴震宁

    粮票、油票、糖票、布票、肥皂票、火柴票……

    那些“无票不欢”的岁月

    今年78岁高龄的孙余良，出生在江北老外滩的一横街，那是一条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消失了的小巷子。

    1953年，国家发行第一张粮票时，孙余良才12岁。从那以后，票证在40年间影响着国人的生活。

    昨天上午，记者在孙余良家中，见到了这些被整齐摆放在一个个透明塑料袋里的各种票证。

    从袋子里，孙余良首先找出一些老百姓生活必须的、涉及“吃、穿、用”三大类的票证：粮票、油票、糖票、布票、肥皂票、火柴票。

    从半两（半市两）、壹两（壹市两）到贰两半、伍两，再从壹市斤（伍佰克）、贰市斤、伍市斤到拾市斤（伍仟克）、贰拾市斤、伍拾市斤，孙余良收藏最多的就是这些定额粮票。其次则是少至壹市寸，多达贰市尺、伍市尺的布票，和油票、糖票、肥皂票若干。

    “在使用这些票的时候，都还得对应一本每家每户各自的采购证，一证一票对应了才能买。”孙余良回忆道，“1953年我国宣布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实行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就是采取有计划生产，而对商品采取计划供应，对单位个人进行计划分配。为了满足人民生活的基本需求，当时最为有效的方法，就是印发各种商品票证，有计划地分配到单位或城镇居民手中。”

    孙余良还记得，在五六十年代，这些票证是最值钱的，很多时候，有钱没票，都买不到想要的东西。

    1958年，他初中毕业，然后去开矿队做了一年矿工，又当了半年公社小学的老师，之后参军入伍，1965年退伍后，到福利工厂当上了小干部，那个时候，他的口粮是每个月27斤粮票。“1959年到1968年的十年间，是票证最紧张的时候，我27斤粮票一个月，其实是不够吃的。而且，当时买米得搭配番薯，比如买十斤米，就只能拿到九斤米和一斤粮票番薯。不过，当时在一线的工人，发的粮票就比我们多，我们厂里好多女职工一个月都能领到三十多斤粮票，她们就经常送我些粮票，这样我的口粮才够。”孙余良说，当时宁波的糖票也是经常不够用，于是，他就让去上海出差的同事，带些竹制品，番薯粉，到他舅舅家换点糖回来，这样调剂着过日子。

    由于农民户口是没有票证的，所以他们要进城来买些日用品，只能靠鸡蛋玉米等来交换，比如一斤鸡蛋可以换两斤米。作为一直在城市里生活的人，那些年他根本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了票证，日子还怎么过下去。

    结婚想添置凤凰自行车 得7张宁波购货券 印象深刻的“特别”票证

    看过了这些当年城镇里家家户户必备的票证之后，孙余良又小心翼翼翻出了一些“特别”票证。这其中包括宁波市购货券（日用工业品），宁波针织厂代金券，文革时期的粮票、饲料票等。

    “你可别小瞧这一张‘一分券’，虽然写的是一分，但在六七十年代，这种券可稀罕，可值钱了，每家每户要办个婚事，都得靠这个添置物件。”孙余良拿着一张1977年的宁波市购货券（日用工业品）很认真地告诉记者，“当时买个三五牌台钟要五张这样的购货券，凤凰牌自行车得七张券，就连一个铁壳热水瓶也得一张券呢！没有这券，你根本买不到这些工业品。”

    孙余良的哥哥1963年结的婚，当时一家人为了婚事，到处找人去借这个购货券，可想而知，这购货券有多稀罕了。

    看似这么一张普通的购货券，被孙余良这么一说，记者才明白它的“特别”在哪里。但接下来，孙余良拿出的一些文革时期的粮票、饲料票。

    一张1969年的伍市斤定额粮票上，有一面红旗图案里印着“毛主席语录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拾市斤上的这段内容则是“毛主席语录 厉行节俭，严禁浪费粮食”；而无论是在伍市斤或者拾市斤的饲料票上，都印着“最高指示 猪的饲料是容易解决的，某些青草，某些树叶，番薯藤叶和番薯都是饲料，不一定要精料，尤其不一定要用很多的精料”。看着这一张张印有时代鲜明话语的票证，孙余良也仿佛又回到了那段日子，“那是最艰苦的十年。”

    不过，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生活物资逐步充实，票证也渐渐淡出历史舞台。“基本上到90年代初，粮票就差不多已经没有人使用了，那个时候，收藏票证的人就多了起来。”孙余良说，他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收藏票证的，跟此前印刷质量和图案相对简单的票证相比，1988年浙江省推出的第一款生肖粮票、龙票，就打破了此前的格局。“可以说，那个龙票当时在我们看来就跟现在发行的邮票一样精致。不过，这套生肖粮票，只发行到1992年的猴票，就没有再推出了。”粮票一退出，其他票证也先后撤场，影响了国人生活40年的票证，就从有效票证、“第二货币”转行成为了人们的民间藏品。

    如今，年近80的孙余良每天在灵活运用着智能手机，享受着手机上网的便捷与高效。但只要他一拿起这些跟自己打了半辈子交道的、饱含时代印记的宁波票证，他就时常会觉得仿佛是在做梦。祖国的飞速发展，让这位老人无限感恩和欣喜。“我真的很庆幸，能亲身经历了新中国从一穷二白到人民富足、国家富强的7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