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5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在官网发布《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草案修改稿征求意见稿）》，将此前审议稿引发争议的老师可对学生进行“罚站罚跑”的条款删除，并将具体的惩戒规定下放给学校主管部门。（11月17日《新京报》）

    应当说，赋予教师惩戒权全社会的异议并不大，这是与教师管理学生与义务相对应的权利。问题在于，惩戒不可避免需要一些手段，而难点就在于手段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这始终都是关键。

    目前真正的尴尬在于承认了教师有惩戒的权利，但是法律既没有明确权力的边界，也没有提供可以运用的手段，导致惩戒措施家长与教师对体罚还是惩戒认识的差异，也使得惩戒变成教师个人的“私权”，始终面临手段合法的怀疑。换言之，惩戒手段的合法化既是对教师的权利撑腰，也是对教师实施权力的制约，是不能够变成绝对的自主裁量权。

    以“罚站罚跑”算不算体罚为例，就措施对于教师来说，合法性的需要要远大于合理性。至于惩罚学生的措施合理的“度”在哪里？对此，可以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去制定规定，但绝不能因为争议而总是搁置不决。

    针对教师惩戒权的问题，近些年提出立法的不少，但立法真正管用的似乎不多。这些法规，说直白点不过是条文对教师的简单赋权，至于具体怎么惩戒，要么推给教师自由裁量，要么提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采取必要的惩戒措施”预留所谓的“接口”。此次，《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草案修改稿征求意见稿）》，将此前审议稿引发争议的老师可对学生进行“罚站罚跑”的条款删除，并将具体的惩戒规定下放给学校主管部门，再一次掉入立法模糊化的窠臼。

    的确像《学校安全条例》之类的综合法规，之于教师惩戒权不可能拿出“操作手册”，只能提出原则的规定。然而，这样法规制定多了，总难免给人以“击鼓传花”的感觉，产生立法推诿的解读，反而有损社会对立法的信任。木须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