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广东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表决通过《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用专章对教育惩戒内容作出详细规范，在全国率先通过立法明确赋予教师教育惩戒权。条例指出，中小学生校内违规，教师应当予以制止和批评，并可采取与其年龄和身心健康相适应的教育惩戒措施，但不得对学生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打骂、辱骂以及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4月30日《南方日报》）

    广东省在全国率先通过立法明确赋予教师教育惩戒权，用法治来为教师惩戒“熊孩子”撑腰打气，无疑具有破冰意义和示范效果，令人期待。

    近年来，通过立法赋予教师教育惩戒权，渐成社会各界的共识。但争议之处在于实施细则，即教师该如何有效实施惩戒权。以广东为例，去年条例初审时，拟允许老师实行“罚站罚跑”的规定就曾引发热议。之后，意见稿删除了“罚站罚跑”条款，并将具体的惩戒规定下放给学校主管部门，此举再次引发争议。

    如今通过的条例定稿也不乏争议。比如，“可惩戒但不得体罚”究竟该如何拿捏好尺度？惩戒与体罚的边界在哪里？“与其年龄和身心健康相适应的教育惩戒措施”到底是什么措施？有争议不是坏事，各方声音的理性碰撞，不仅会让“教育需要惩戒”的共识更深入人心，也会让教育惩戒权的边界、内容、形式等逐渐明朗起来。

    事实上，不必对“可惩戒但不得体罚”具体如何落地过于担心。现实的复杂性决定了法律制度不宜、也不可能事无巨细。在教育惩戒问题上，现实复杂性主要体现为两个极端：一是有些老师不愿、不敢、不会管教“熊孩子”，一味和稀泥；二是有些老师延续“暴力教育”思维，对学生动辄体罚、辱骂甚至殴打。这种情况下，“可惩戒但不得体罚”是一种折衷选择，也是理性、务实之举。

    教育惩戒权是一把“双刃剑”、是一门艺术，关键在于拿捏好度。既然存在“度”，必然要赋予老师一定的自主裁量权。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老师、不同的环境、针对不同的学生，具体惩戒措施也应不同，甚至大相径庭。教育讲究因材施教，惩戒也应因人、因事、因时而异。此外，制定规则时，不妨与学生做好沟通，让学生参与规则制定，使被惩戒者心服口服。

    值得一提的是，老师行使教育惩戒权是典型的职务行为，一旦产生意外后果，不能简单地把老师推向前台，甚至把老师当“替罪羊”，学校及主管部门也应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只有最大程度地消除后顾之忧，老师才能放心大胆地依法行使教育惩戒权。

    广东“吃螃蟹”后，会有更多地方通过立法明确赋予教师教育惩戒权。可以预见的是，“可惩戒但不得体罚”将会成为各地立法实践的一个共识和准则。陈广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