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两则与招聘相关的新闻让“街道办”火了。

    杭州市余杭区一份招聘公示显示，包含多个街道办事处的基层职位，被录用者的“毕业院校”清一色是清华北大，学历均为硕士或博士。

    余杭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坦言，“大家朋友圈里看到的公示截图，是我们2018年面向应往届高校毕业生招的，有很多来自其他地区的选调生，他们看中的是杭州的发展潜力和活力，还有我们招聘时的诚意。”该负责人也表示，清华北大的学生来街道工作并非大材小用，是余杭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很多工作专业性强，亟需更多的青年才俊在经济社会的服务管理上做好专业支撑。

    而另一条“哈佛博士、南大副教授任深圳某街道副主任”的消息被挖出，再次助推了话题热度。

    主讲人

    宁波科学中学

    臧衍杰

    顶尖大学应聘街道办 为何会被认为大材小用

    如果你毕业于顶尖大学，你是否愿意下沉去基层，去社区，去街道办？

    很多人或许会认为大材小用。因为大多数人潜意识里还是认为“学而优则仕”，认为当大官、赚大钱，当科学家等从事体面工作才算有出息。所以，顶尖大学毕业生就应该当大官、赚大钱，当科学家等从事体面工作。去基层就业不是很体面，与高学历不相匹配，是“没有出息”的表现。

    我们再看看街道办，一个在大家传统印象里管着家长里短事务的地方。它是政府的一级派出机构，并不是行政机关，而是社会治理的“毛细血管”和“神经末梢”，是名副其实的“基层”。

    顶尖大学生，最基层的街道办。两者在多数看客心里，或许很难匹配，也正是因此，此事才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无数热议。

    大家眼中的高能低配 是否真是如此

    静下心来仔细想想，如果顶尖人才愿意在基层发挥所长，大展身手，这是否大材小用？如果基层能让顶尖人才下得去、留得住、干得好、流得动，这是否大材小用？

    我们不妨理性分析，我们看问题忽略了什么？

    首先，成功的标志是什么，怎样算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今年湖南耒阳考生钟芳蓉以省文科第四名的优异成绩报考北大考古专业，引发的热议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网友纷纷认为作为“留守女孩”就应该选择有“钱途”的专业。可钟同学选择报考北大考古专业只用了几分钟，董倩专访时曾问她能坚持下去吗？钟芳蓉答道：“我觉得能，我对一件事情就算我不喜欢，我也能做下去，喜欢的话我会坚持得更久，我觉得每一次挖掘都是发现，都是惊喜。”她妈妈接受采访被问到孩子选择考古怎么看时，她说：“我们不懂考古究竟会干什么，也不懂什么专业赚钱。我们只尊重她的选择，她有权利去选择她自己喜欢的。她是一个有梦想的人，她要去实现她的梦想。”

    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独立个体，他们有自己的想法，他们不是家长更不是其他人意志的执行者。钟同学的偶像是樊锦诗先生，樊先生一生扎根敦煌，虽不是大老板，但她对文物的贡献何其巨大，我们能说她没有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吗？马哲认为，评价一个人价值的大小主要看他对社会贡献的大小。古人则认为“立德、立言、立功”可以不朽。请问大家，哪条标准说成功、实现人生价值就是当大官、发大财？在就业平等观逐渐深入人心的当下，能发挥所长，能实现自身价值，谁又能说这不是成功呢？

    其次，毕业生，到最需要的基层去，这是国家的号召，也是实现个人理想的途径。

    以余杭区为例，这里是当下杭州发展速度最快的县区之一，全区新认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444家，2019年GDP位列杭州市各县区第一。同时，余杭区更因为是阿里巴巴、梦想小镇、良渚遗址的所在地而闻名于世。科技和文化底蕴齐飞，让这里充满了吸引力。这里的每一个街道，可能都藏着增长引擎和发展密码，都有多维的提升空间。而深圳的南山区，是深圳科研、教育、体育中心。截至2020年6月，南山区已经累计培育出164家上市企业，全区上市企业总数达170家。特别是华为、腾讯、中兴、大疆等企业所在的南山区粤海街道，被称为中国“最牛街道”，辖内资产总额前几年就已超过1万亿元。这一成绩足以令全国绝大多数地级市乃至一些省份望尘莫及。

    为了能让顶尖人才下得去，留得住，干得好，留得动。各地政府也制定了不同的支持政策。相关文件显示，余杭区面向清北招聘的政府雇员（非编制）最低年薪为35万元，最高则可达50万元。这也难怪该项目的录用人员在采访中表示“收入符合自己的预期”。从某种角度而言，顶尖人才下沉到东南沿海的发达地区，是马太效应，也是市场配置资源的一种结果。

    再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要求基层地方提高治理水平。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重大问题。国家治理体系要转化为治理效能，要求地方基层提高治理水平，提高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有公共管理专家统计，“街道办”承担的主要职能涉及辖区城市管理、民政福利、社会治安、交通消防、市容环卫、劳动就业、市场管理、社区服务等一百多项内容。随着城市化下一程的发展，AI、大数据等技术在社会治理中的深度应用，街道和社区可能越发重要。现在很多的“街道办”早已不是过去那个“闲散衙门”了，而是囊括了经济、民生、社会治理等经济社会职能，以及组织、宣传、统战等党务工作的一级组织，凡是上一级党委政府所具备的职能，延伸到“街道办”一样不落。而“街道办”职能的专业化、精细化，需要由专业人才来承担。这些专业人才到了基层，岗位需求与专业技能相匹配，用得上、使得动。除了职能管理，打造“服务型政府”的理念已深入人心，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服务功能被前所未有的突出，不少城市纷纷提出“最多跑一次”“数字城市”等理念，比拼的就是城市对经济社会的服务能力、精细治理工具的使用，这已经成为城市竞争的软实力。不难看出，“街道办”已成为更高水平城市管理和社会服务的“操盘手”，专业的高素质人才已成为不折不扣的刚需。可以说，高学历人才的下沉，将是城市化的必然趋势，既是需要，也是双赢。

    最后，顶尖人才下基层的背后，还有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隐忧。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的“不平衡”，依然是当前中国面临的社会问题。从毕业生的角度而言，“择良木而栖”，选择收入高、福利好的工作无可厚非。从余杭地方政府的角度而言，以政策和工资的杠杆吸引高素质人才来基层工作，是优化干部结构、提升地方治理水平的重要方式。但是在更深的层面上，清北毕业生下基层的背后，是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在引导优秀学子下基层的同时，如何促进地区间的均衡发展，实现人才的良性流动，依然是政策制定者们所需要深思的课题。

    所以说顶尖人才下沉基层，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我们大可不必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