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鄞州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顾常平

    三哥比二哥小一岁，比我大两岁。小时候，我是跟着二哥三哥长大的。

    三哥很会捉鱼，钓、罩、罾、叉，样样皆通，尤精插钓：一尺来长的硬竹片绑上长长的线，线的另一端横系上一根两头都磨得尖尖的缝衣针，或金钩。缝衣针钓团鱼，以一小块猪肝作诱饵；金钩钓黑鱼、鳗鱼，以活泥鳅为诱饵。村边的河钓完了，三哥就越钓越远，得傍晚出发，第二天天放亮时才回家。有一次钓来的鱼特多，多到让身强力壮的三哥挑到家时几乎脱力。那天是星期天，我揉着迷糊的眼去看，但见大黑鱼、大鳗鱼、大团鱼，绝大的黄鳝，满满的两鱼篓。我惊喜不已，母亲说，轻点儿，莫吵，让你三哥多睡一会儿。

    母亲就去十几里外的姜山镇头卖鱼，去姜山卖鱼能比去三里外的蔡郎桥每斤贵上几分钱。我至今也难以想象，身子单薄的母亲，那么重的鱼，是怎样挑到姜山的。我二哥曾好几次说过，说有次他在家，曾挑着鱼和母亲一起去姜山卖。挑到离我们村2里地的贴水桥（自然村名）过水渠时，身子一斜，鱼篓倒翻。幸亏是秋末，枯水季节，能把鱼都捉拿归案。二哥能记得那样清楚，一是说明鱼多，重；二是说明母亲之不易。二哥说，他那时十八九岁，只挑一里多就很吃力，走不稳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家里做起了皮蛋。由三哥配料，料配好后与父母一起炒料。料以生石灰粉为主，快炒熟时，料在镬里会沸，沸得家里一层薄薄的白。虽然大家嘴上都捂着毛巾，但都咳得满脸通红。

    那时，农村已有养鸭专业户，万元户已有耳闻。鸡蛋鸭蛋已不再金贵， 2分钱一只的皮蛋加工费已家家都出得起。方圆几十里，只有我们一家做皮蛋。母亲做皮蛋就出了名，越做越远，用的料就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得三哥用自行车带母亲到约定的村子。母亲留下做皮蛋，三哥回家帮父亲干农活，至傍晚去约定的地方接回母亲，有时等到天黑。母亲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那几年，能帮得上母亲忙的，和她一起和料夹药做皮蛋，赶早摸黑来回送接母亲的只有我三哥。

    随之，我们的生活就悄悄地起了变化:我与二哥读书的钱不用愁了，父亲的烟酒也有了着落，新年新衣服成了必需。又后来，我家终于造起了两间二层的房子。

    三哥种田是一把好手。我父亲一心想让我三哥接他种田的班。但父亲的愿望落空了，因为我三哥也继我二哥进了社办厂当了工人。父亲是心甘情愿地支持，因为做了工人，我三哥找对象方便啊。

    三哥一进厂就管了个大机器，进料出货几乎机器自动。机器有一个不好：易撞坏模具。三哥就摸索着去解决，可他才小学毕业啊。三哥就自学三角函数，识图及各种计算，终于他能自己设计图纸，自己开模具，成了厂里的宝贝。后来，三哥自己弄了一个小厂，和三嫂一起把小厂打理得井井有条，红红火火。

    母亲曾不止一次说过，三哥是我家最聪明的，可惜那样的年代，一户普通的农家，供两只大书包已竭尽全力。我曾不只一次傻想，如果三哥也能初中高中读上去，他考大学肯定要比我考得好。而我之所以能一直读到大学，与我三哥小学毕业就下地劳动助力父母是分不开的。

    记忆里，一直闪亮着那样一个傍晚，是三哥读三四年级时。那天放学回家，三哥对正在门前扫地的母亲说：“后门渠道石缝里，介难看一根黄鳝，洞口水每日呵进呵出，我去钓其来。”三哥说的“后门”，自然是我家的后门。我家后墙边就是渠道。三哥就进家取一枚黄鳝钩出门去。也就是几句话的工夫，三哥已双手掐着半斤多重的一条大黄鳝，笑嘻嘻地回来了。

    那时，隔壁的永芳阿伯已在他家门前的弄堂口慢酌烧酒了。他二两烧酒能喝上两个小时。桌上的小菜，也就几粒螺蛳，几只洋芋艿。永芳阿伯放下酒杯说：“这黄鳝好像是其养的一样了，啥时光想抲就啥时光抲来。”说得我母亲看着三哥眯眯地笑，几乎连地也忘记扫了。

    三哥的女儿静静，人如其名，文文静静的一个女孩。静静很争气，大学毕业后考进了教师编制。三哥就很满足。我们兄弟姐妹相聚，几杯酒后难免忆旧。大家说比起当年，现在的生活当然是在天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