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观众在西班牙马德里参观《世界记忆、和平愿景——南京大屠杀史实展》。 新华社发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进占南京城，对我国手无寸铁的同胞进行了长达6周惨绝人寰的大规模屠杀。6个星期，42天，30多万同胞被日军残忍杀害，浩浩长江滚动着鲜红的血浪，这是人类文明史上骇人听闻的暴行。2014年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决定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值此第十个国家公祭日来临之际，笔者带学校史学社的三位同学，通过阅读相关历史文献，对这场民族灾难提出了三个问题，并形成了自己的思考。

    主讲人

    宁波市五乡中学

    陈欢夸

    （老师）

    朱娟玲、屠佳欣、唐清铃（学生）

    A

    “他们” 是谁？

    2007年，南京出版社出版了由原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主编的《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录》（以下简称《名录》），该书共收录了8280个名字，详细记载了死者的姓名、性别、年龄、籍贯、家庭住址、遇难时间、遇难地点、遇难方式等，虽然很多被标注为不详，但至少有3个信息是相对准确的。

    这些遇害者，“他们”是谁？据官方资料显示，1937年6月，南京人口总数超过100万。随着淞沪会战的爆发，特别是8月15日日军首次空袭南京后，部分有条件、经济富裕的市民和达官贵人陆续离开南京，南京人口急剧下降，至南京沦陷前，人口总数约60万。其中约有50万人为外地无亲友可投靠或经济上无力外迁的常住市民。《名录》中的职业信息印证了这一点，他们中有菜民、商贩、送报工、车夫、皮匠、机工、学生、柴炭店的伙计等。正是这些土生土长、对南京这片土地爱得深沉的普通百姓，成了这场灾难中最大的牺牲群体。

    这是一份沉甸甸的名录，特别是日军对我同胞的残酷杀戮方式，令我们不忍卒读：刘桂芳的小叔子被日军用铁丝串手吊了3天后，再烧死；姜张氏等多名妇女被日军轮奸致死；张秀英的女儿还是一个婴儿，被日军烧死；张巧英的妹妹，因为啼哭引来日军，被淹死……日军还无视国际公法，强行闯入国际友人在南京设立的安全区，甚至外国使馆，加害我无辜同胞：“胡振海，男，72岁，商贩（米贩），遇难前家庭住址不详，遇难时间为1937年12月17日，遇难地点为难民区的美国大使馆内，遇难方式为被日军刀杀（刺杀），加害日本部队番号为中岛部队。”

    读后令人难以释怀的，除了日军各种残忍的杀害方式外，还有一个个因亲人惨死而间接死去的鲜活生命：和永云妻子因其丈夫被日军杀死，抑郁成疾，死于难民区；何有贵因儿子被日军抓住伤心猝死；韩学清父亲因其子被日军杀害焦虑过度，情急猝死；王某因其两个儿子、一个女婿被日军抓走，愤极逝世……

    如今，“他们”虽已化作尘土，但“他们”真的来过，甚至和所有到过南京的人一样，走过同一个城门，用手抚摸过同一块城砖。记住“他们”，是因为害怕遗忘，30万同胞也曾和你我一样在这世上嬉笑怒骂，可能她也喜欢看书，喜欢小猫，喜欢在冬日的阳光下小憩。不要嘲笑她的不争，也不要鄙夷他的无能，但凡把我们放进那个时代，我们并不一定能活得比“他们”更有血性。

    B

    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难？

    面对30万这个触目惊心的数字，再对比《名录》中的8280个名字（有些还不是名字），我们不禁产生疑惑：为什么我们掌握的遇难者信息如此之少？

    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难？从常理上讲，这可能与战争年代的人口流动频繁、统计困难有关。当时的户籍制度极不健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按规定民国政府本打算每年进行一次全国性的户口统计，但实际上在1912年至1927年间只是断断续续进行过一些人口调查，而且大多是小范围的、某些省内的调查，导致人口数字不全，很多人名缺损，或未记录在册，而这也为后续死难者的调查造成极大困难。

    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难？从事实上看，这又与日军惨无人道的集体屠杀有关，使得当时南京城里的多数家庭几乎遭到灭门之灾。夏淑琴全家祖孙9口人中7人惨遭日军杀害，时年8岁的她在身中3刀后，因昏死过去幸免于难；祖籍安徽和县的谢大珍同时失去了他的父亲、母亲、弟弟和妹妹。假如夏淑琴和谢大珍未能躲过此劫，将会有十多个遇难者的信息无法留存。无后代，无邻人，亲朋好友皆已亡，幸存者少之又少的状况更是让调查工作的进展雪上加霜。加之日军曾通过埋尸、焚尸、弃尸江中等途径销毁证据，让大量死难者不仅无名，而且尸骨不存。

    除此之外，战后初期还有其他困难限制着调查的进展，如调查经费的短缺，政局的动荡。研究埋尸的学者孙宅巍曾感慨：“搜集数目都如此困难，何况具体名字呢？”

    纵然困难重重，我们也未曾停止过“打捞”名单的行动。经各界人士的不懈努力，截至目前，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名单已扩充至10665人，记录遇难同胞名字的“哭墙”已从43米延伸至69米。

    C

    “他们”与我们 有何相干？

    86年过去了，那些过去加害过我们同胞的日本侵略者早已离世。有人会说，我们应该选择放下，不要一次次重揭战争的伤疤。如果你这么认为，建议了解下美籍华裔作家张纯如的故事。

    她撰写的《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被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威廉·柯比认为是人类史上第一本充分研究南京大屠杀的英文著作。在这本书出版之前，西方社会对南京大屠杀这一浩劫知之甚少。在写这本书时，张纯如才二十几岁。为了写这本书，她奔走于世界各地，通过美国、欧洲、日本、中国的多方史料比对，寻找并揭示历史的真相。很难想象，她做了多少努力，才有力量支撑自己在人生最美好的年纪，每天与南京大屠杀那段残忍血腥的历史为伴。成书后，她又遭遇日本右翼势力的报复和骚扰。她曾经对朋友说，这些年来她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后来她患上忧郁症，2004年她在自己的车中开枪自杀，时年36岁。

    “他们”与张纯如有何相干？张纯如的母亲后来回忆道：“虽然纯如没有经历过那场残忍的战争，也出生在美国，但是她始终认为自己的根在中国。”哪怕是出于人类的良知，她也要将南京的至暗时刻呈现在西方读者面前，让西方主流社会了解大屠杀的真相，因为她坚信“一个人的力量可以改变世界”。

    历史的灾难有时离我们很远，有时又很近。我们在《名录》的第851页，看到了两位宁波人：宋文生和沈子荣，如果他们当年能幸免于难，我们可能正和他们的后代坐在同一间教室里读书；如果我们“穿越”到那一年，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悲剧也可能降临在我们身上。

    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法官梅汝傲说：“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无意将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强加于日本人民之上。但是我知道，忘记昨日的苦难必将招致未来的灾祸。”只有不忘苦难的历史，才能珍视和平、捍卫和平。

    战乱的疮痍让一个个生者葬在血染的尘埃里，时间的长逝将一道道历史的踪迹隐藏，可我们又怎能忍心一个个活生生的“他们”被遗忘和隐藏。

    发生在86年前的南京大屠杀与我们每一个人有关，我们不会忘记，也不能忘记。于是，笔者所在学校在公祭日当天及前一天，由全校1500多名学子接力抄录和宣读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名单，这是对日军暴行的控诉，也是对遇难同胞家属的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