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网络上一组名为“遵义四中老师下跪抗议学校搬迁”的图片引起广泛关注。记者采访了解到，部分教师下跪确有其事。遵义市委、市政府派驻的工作组已经入驻学校，进行调研、协调和沟通工作，继续听取师生对学校发展的意见和建议。（５月１５日新华社） 

　　又见“下跪维权”，抛弃师道尊严而抗议学校搬迁，这样拉下脸面的自救，几多悲怆，难以言表。

　　集体下跪，无非是想把事情闹大而引起领导的重视。但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在“传道授业解惑”的校园里，这种激进式的表达，不该是老师应有的姿态———其一，把下跪当成一种抗议手段，这样的示范让学生耳濡目染，会种下什么样的果？其二，反映诉求，难道就没有比集体下跪更好的方式？

　　但同时应注意到，老师下跪背后的现实维权生态：下跪前意见难以被领导听取，下跪后问题往往才会被重视。每一起类似公共维权事件被聚焦后，总能看到有关部门三段式的解决套路———先是“高度重视”作出批示，然后“亲临现场”平息事态，进而“征求民意”重启论证。这也让一些人更加坚信“一跪就灵”。

　　不出所料，此次遵义四中老师集体下跪抗议后，事态也显然朝着老师盼望的方向转化。从报道上看，当地主要领导表示学校是否整体搬迁，将进行民意调查、认真论证。对此很想弱弱地问一句：征询民意，为何非要等到下跪抗议后？此前，当地政府职能部门都干什么去了？

　　问政于民跑在后，集体抗议就会冲在前。学校搬迁事关重大，无论如何，都绕不过民意的拷问。从这个角度来讲，当地政府必须让尊重民意、征求民意、畅通民意成为一种常态，让民意表达更充分、渠道更通畅。只有让民意赶在前边，才能让决策成为众望所归；相反，下跪维权后的亡羊补牢，尽管能够力挽狂澜，但所付出的沟通成本，无疑是巨大的，也只是被动的补漏。

　　现代社会，谁来创造“不下跪”的环境？靠法治说话，需制度重构，并得让民意始终跑在决策之前。树立“民本位”思想，把群众“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唯一标准，不能只是一句空话；除此之外，还应辅以严厉的问责机制，从而保证决策程序正义、民意机制畅通。徐剑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