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纵深

　　国家为了保障、帮助残障人士就业，在《残疾人保障法》中规定，各单位应当按照规定的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达不到规定比例的，按规定履行保障残疾人就业义务。

　　这个义务以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方式实现，各地按照当地情况建立了残保金制度和征收标准。事实上，各地征收标准大致相同。以北京为例，应缴纳的保障金＝（单位上年度在职职工总数×１．７％－已安排残疾职工人数）×本地区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６０％。

　　我们不妨先做一道算术题。２０１３年，北京市职工平均工资为６９５２１元。按照公式，每少安排一名残疾职工，企业就要缴纳４１７１２．６元，折合每月３４７６．０５元。而２０１４年，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为１４００元，显然低于前者。也就是说，只要当年最低工资低于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百分之六十，企业以最低工资的标准“租用”残疾证就是“划算”的。

　　而另一方面，２０１４年，北京城市低保标准为６５０元，即使加上《北京市残疾人生活补助办法》给予享受低保待遇残障人士的１００元生活补助，也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所以，残障人士将残疾证“借给”企业，即使只获得最低工资，不拿低保，也有利可图。

　　可见，在这场买卖中，残障人士和企业是“双赢”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还会觉得不妥呢？这是因为残障人士保障对于政府而言，不是道简单的算术题。各地政府对保障金的用途并不是直接以补贴方式给残障人士。而是将相关资金用作“广义”保障就业之用，不仅包括用于残障人士的就业服务、职业培训，还用于康复、教育、扶贫等方面。这或许也是保障金高于最低工资的原因。虚假就业或将使其他方面资金受到影响。

　　要解决这个悖论，就要在残障人士保障制度上作出全面调整。首先，要完善和打通各项社会保障制度，残障人士较之普通贫困者有着更多的康复等开销，不妨给予残障人士更为普遍的低保待遇或者更高的残障补贴。让残障人士参加工作不丢失其他保障，鼓励其真实就业。

　　其次，保障金征收标准别以平均工资的百分之六十为基数，而以最低工资为标准，与之前差额部分可以按照企业用工人数以一定比例固定收取。以此方式，鼓励企业实际招用残障人士。

　　同时，政府也有义务对于残障人士保障投入更多的财政支出，不断减少固定收取的费用，给企业减负，让企业发展和承担社会责任并行不悖。舒锐（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