７月１２日，湖南摩的司机陈作雄疑遭便装执法人员“钓鱼执法”，当天下午写了两份“申冤书”，然后走进交通局运管所。两天后，清洁工在交通局运管所办公室发现其尸体，在墙壁上，还留下５个歪歪斜斜的大字：“请为我申冤”。经警方勘验，陈系自杀。据悉，陈作雄在一个半月内，有４辆摩托车被执法人员扣押。（７月２３日《新京报》） 

　　黑车的存在，隐藏安全风险，打击自然应当，但应遵循法律底线，这是最起码的常识。换言之，打击黑摩的、黑车可以有，但“钓鱼执法”不能有。尤记得２００９年９月８日，上海市民张先生好心让“胃痛的路人”搭其私家车，却遭遇“钓鱼执法”，一时引得舆论哗然。这样的前车之鉴，理应成为各地执法的反面案例。

　　陈作雄是否被“钓鱼执法”，如今各执一词，当地回应称不存在“钓鱼执法”，对陈作雄以“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随车携带行驶证、驾驶证”为由作出扣留机动车的行政处罚措施，具有合法性。但有１６名目击者认为是“钓鱼执法”，并在一份事发情况说明上签了字。事实上，对于有没有“钓鱼执法”，正如当时在现场的商贩们所言，事发地十字路口正好有摄像头，调出视频一看便知，这在技术上并没有什么难度。

　　值得关注的是，当地不少摩的司机表示，自己遭遇过“钓鱼执法”。近年来，一些地方“钓鱼执法”不断，审视背后的根源，无非有三种情况：一是懒政，“钓鱼执法”更加有效率；二是法律意识淡薄，认为“钓鱼执法”不违法；三是有罚款任务考核，完不成任务只能“钓鱼执法”。但出于何种原因，都是不合理的，“钓鱼执法”只会让法律丧失权威性与公信力。

　　无论陈作雄有没有遭遇“钓鱼执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陈作雄对行政处罚不服，最后才选择以死“自证清明”。这样的方式，是无力的，更是无奈的。背后的原因，是对于陈作雄是非对错的评判，由执法人员说了算，陈没有反驳权，目击者也没有发言权。这样的现实尴尬，无疑亟须纠正。

　　就此来说，面对疑似“钓鱼执法”，权利救济应该跟上。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授应松年就曾表示，“行政诱惑调查救济途径应多元化，除了事后的司法救济外，应引入申诉、听证、异议制度等事前救济措施。”为了避免冤假错案，当事人理应获得更多的权利救济，有必要的话语权，以便让每一起执法行为都经得起公平与正义的考量。

　　我们希望此事的真相尽快水落石出，更希望“钓鱼执法”早日消失，如此，才能更好地捍卫公众对法律的信仰。

　　龙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