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鹿毒奶粉”事件已过去６年，当年被免职的３名石家庄市领导，已悉数复出。这并非孤例。记者梳理了２００８年以来引起舆论关注的５２起官员免职案例，共有８５名官员被免，其中２９人起复，占比达３４．１２％。但是，如果排除生活作风问题无人起复这个特殊现象，被免官员的起复率高达５０％。

　　（８月１２日《新京报》） 

　　在备受关注的舆论风暴中被免职，随后悄然起复，俨然成为一种官场生态。诚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从爱护干部、珍惜人才的角度考量，对免职官员不应一棒子打死，可以视情况给予“将功赎过”的机会。不过，被免官员起复比例之高、速度之快，明显超出了正常范畴。比如，山西省静乐县原县委书记杨存虎因“女儿吃空饷”被免职后，仅仅两个月就出任山西省忻州市环保局副局长，主持全面工作。

　　更值得注意的是，截至目前所有免职后起复的官员，都是公众、媒体曝光后，才浮出水面，未有一起官方通报。公众知情权和监督权的缺失，导致集体复出、闪电复出的背后不乏违规复出的案例。２０１２年河南省扶沟县检察院原检察长薄玉龙因行贿被免职，今年年初竟然担任了周口市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政委。一个曾经的行贿者，却摇身一变成为反渎职侵权的官员，这无疑是极大的讽刺。尽管媒体曝光后薄玉龙再度被免，但此番“带病起复”折射的组织人事制度失范，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和反思。

　　事实上，根据《公务员法》，对公务员的处分分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并不包括“免职”。时下对问题官员的免职，依据是《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因此严格来说，免职只属于问责手段，而非处分决定。现实中，许多地方和部门在免去官员行政职务的同时，往往为其保留了行政级别，继续享受原有待遇。这就无形中为日后的复出留下了“后门”。只要经过考察、评估等干部任免考察，被免职的官员很快就能官复原职甚至提拔升迁。

　　同时，相关制度对于官员起复的规定存在腾挪空间。《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要求，“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由于规定过于笼统，被一些地方和部门有意曲解为，“如果三个月就起复，只要比原职务低一点就合规；如果一年后起复，即便高于原职务也符合要求”。

　　对于问题官员的处理，不是做给群众看的，而在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复出的随意，让免职沦为一场秀，既损害了政府部门的公信力，也难以起到应有的惩戒效果，无法让当事人对手中权力和人民权益形成敬畏。基于此，一方面需要建立官员起复制度，正如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所言，“哪类免职官员有资格复出？复出考察、公示等复出程序如何进行？必须对这些作出规定”；同时，坚决防止用免职代替处分，有关部门应根据官员的违法违纪情况严肃处理，该降级的降级，该开除的开除，决不能让免职成为一些人逃避责任的挡箭牌、曲线复出的“中转站”。

　　张枫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