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发

　　昨日，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该草案首次提出，“民告官”案件，行政机关“一把手”应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也可以委托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同时行政诉讼不要求“具体行政行为”，也让民告官更易立案。

　　（８月２６日《新京报》） 

　　根据现行行政诉讼法，并没有关于行政机关“一把手”出庭的规定，也就是说在行政诉讼案件中，“一把手”出庭具有偶然性。因此，在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对“一把手”出庭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实乃构建法治社会的重要突破。

　　诚然，当前行政诉讼法的短板是存在的，“一把手”不出庭，使官民之间的不平衡更加凸显。但是，实事求是而言，这些年，随着政府法治意识的提升，一些法治意识较强的地方，“一把手”出庭的比例也在渐渐增加。只不过，就行政诉讼案件整体而言，“一把手”出庭次数还是过少。在这方面，行政诉讼法的完善和补强，固然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和手段，但如何破解“一把手”出庭应诉的隐性门槛，才是最为重要的。

　　根据草案规定，“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也可以委托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这意味着只要是“一把手”有理由不出庭，就可以交由其他工作人员代为应诉。于是乎，“一把手”只要不想出庭，便可以随便找个理由搪塞，打发他人到庭。如此之下，草案中的“一把手”应当出庭，可能沦为只是“看起来很美”，如果“一把手”的思想不能转变，对出庭不予配合，又能如何呢？

　　进一步而言，目前的司法体制下，政府部门的“一把手”，往往在资历、级别等方面要高于案件承办法官。而在司法部门被地方利益羁绊的现实语境下，地方法院与地方政府部门的关系比较微妙，“一把手”出不出庭，法院不予强求似乎成为惯例。由此，可以看出，“一把手”的心理层面存在隐性门槛，现行司法环境中也存在隐性门槛。可以预想，只是依赖于草案中内容的增添，或许并不能从根本上提高“一把手”的出庭几率。

　　正因为如此，在完善行政诉讼法内容的同时，应当关注法律之外的隐性门槛，并以妥善的方法化解，从源头上打通“一把手”出庭难的壁垒。一方面，政府法治意识的提升，“一把手”法治思维的构建，需要形成社会合力，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另一方面，司法体制改革已经开始试点，脱离地方利益的藩篱，在人财物上不受制于地方政府，必然会给行政诉讼裁判增加更多的底气。说到底，唯有迈过隐性门槛，才能让“一把手”出庭成为常态，让官民之间形成平等的对话氛围，这才是治本之策。

　　刘建国（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