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二代”不愿创业，花天酒地的新闻屡屡见诸报端；“农二代”不会务农，到城里后又挑活；“拆二代”仗着房子不思进取……“未富先懒”，一个形象而无奈的说法，近几年频频被引用，以形容当下面临的一种社会现象。尽管大部分人并没有“先懒”，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对这样的问题，需要从苗头防起。

　　（９月１１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如果从个体选择来看，“未富先懒”或许是一个伪命题：一来，每个人具体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只要不违矩，便是个人自由；二来，由侧重于体力劳动的付出到智识的比拼，“勤”与“懒”的衡量标准也早已非泾渭分明；三来；开放时代，能够完全依赖个人的财务条件，选择各自的生活，正是社会多元化与自由度的重要标志。

　　而公共语境下的“未富先懒”，显然更倾向于指整个社会层面的精神风貌，或说国民心态。那么，在社会层面又该如何理解“未富先懒”？２００９年十月《新周刊》以此为主题的封面报道，或许展现了一种最初的问题意识，该报道的副标题“上行受阻的社会和正在板结的阶层”，为理解“未富先懒”提供了很好的观察视角。

　　正如报道所援引的学者所言，“未富先懒”问题首要的不是人们富不富，而要审视当下社会是否给个人奋斗设定的门槛越来越高，给个人奋斗的空间是否让人觉得有动力。以此对应，整个社会层面“未富先懒”心态的流露，其实与大背景下的社会制度诱导和资源分配格局密不可分。其中最关键一点即是机会公平的问题。譬如就社会成员的上行通道来看，近年来，包括诸多公务员招聘黑幕引发的公平焦虑、户籍制度衍生的权利差距、区域发展失衡引发的资源过度集中等都大大提高了阶层流动的成本，催生出一种社会性的挫败感，自然令相当一部分人只能被迫自外于时代的竞争横流，强化“平庸”心态。

　　“先懒”，或许并非满足于“未富”，而是在社会资源的争取难度面前只能望而却步。当前在一些领域，权力直接参与社会资源分配的能力较强，加深了社会资源公平流动的难度，无形中强化了“赢者通吃”的板结效应。在这样的资源分配格局下，社会活力被抑制，许多人“勤”的机会被压制。

　　“先懒”，有时并非懒，而是怕。社会成员竞相迸发精神面貌的出现，还需要健全的公共服务体系撑腰，以免除人们奋斗的后顾之忧。譬如囿于城乡居民权利的差异，一些底层群体显然难以做到轻装上阵；再譬如，高房价成为压在相当一部分年轻人肩头的大山，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求“稳”的心态便会被强化。

　　当“未富先懒”指向个体时，它或许是一种被夸大的事实。但在社会层面，它又确实指向社会活力不够的真切现实。归根结底，“人人出彩”的机会与权利还未能公平兑现，一些制度对于“人”的解放还不够，束缚着“理性经济人”的拳脚。

　　朱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