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广州市原副市长曹鉴燎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为官近３０年的曹鉴燎，历任镇党委书记、三个区“一把手”，又官至广州副市长，在新城开发、旧城改造中滥用权力疯狂敛财，涉案金额高达近３亿元。从沙河镇党委书记到广州市副市长，曹鉴燎为何能“边腐边升”？他为坐地敛财曾多次“拒绝提拔”，缘何未引起有关部门怀疑？

　　（今日《东南商报》０４版） 

　　腐败分子能够在官场混迹那么多年，从镇党委书记一路升迁至广州副市长，这样的教训无疑是深刻的———早在１９９２年，时任沙河镇党委书记的曹鉴燎，就开始收受２００万元巨额贿赂；而对曹鉴燎的质疑和举报更早已有之。２０１０年冼村启动旧城改造后，怀疑背后有“猫腻”的村民多次集体举报、反映问题，但直至２０１３年冼村班子成员被纪检部门“一锅端”，曹鉴燎才被“拔出萝卜带出泥”。

　　曹鉴燎怎就能“边腐边升”？反腐高压线为何难“通电”？这一系列的疑问，令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究竟是我们的考核提拔制度出现漏洞，还是当地组织部门出了问题？这些年来，“边腐边升”、带病上岗的官员，已是屡见不鲜，甚至成一大奇观。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编审田国良曾对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１０３个副省部级（或“享受副部级待遇”）以上领导干部的腐败案例进行剖析后发现，约有６３％的案主，在作案之后仍获提拔！

　　进一步严肃组织纪律，切实防止“带病提拔”等问题的发生，是中央三令五申要求的组织原则和用人纪律。但是，这些年来，在很多地方，屡屡惊爆官员“带病提拔”、“带病上岗”，甚至有的官员上任几十天就迅即锒铛落马，令民众对官员提拔任用制度的公信力产生质疑。

　　就当前干部选拔任用的制度本身而言，一系列的规则制度似乎都很严谨严密。但显然，这些制度在一些嚣张跋扈的权力面前，成了一纸空文。更要警惕的是，在选拔任用干部过程中的“小圈子”、利益群体的相互勾结，使得一些地方的人事纪律、组织原则成为“壁上观”，致使部分腐败官员得以“边腐边升”。

　　尤其是，正如专家分析的，曹鉴燎的贪腐历程折射出过去有关部门选人用人标准的局限。“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背景下，部分地区在选人用人上更倾向于‘经济能人’，把经济增速的多少当作主要政绩，却忽视了干部的党性修养、法治素养和道德品行。”

　　如今，很多地方在推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首提问责制，即在新提拔任用干部后，如果出现违规推荐提名或推荐提名失误，所提拔任用的干部出现了腐败问题，那么，首次推荐提名干部人选的领导班子主要领导或个人将被追究党纪、政纪相关责任，触犯刑律的，还将依法处理。这样的制度可以考虑推广，将官员的选拨权严密地关进法律和制度的笼子，权力才不会生病，曹鉴燎们才能被最大限度地清除出官场。吴杭民 

　　何勇海：官员为“偏安一隅”坐地敛财而拒绝提拔，也再次提醒：不宜让官员在某地或某岗位“盘踞”太久。据报道，十八大以来落马的省部级及以上的贪腐高官中，不少是盘踞当地多年的“官场老人”，有些甚至就是生在本地、长在本地、仕在本地，比如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湖北省原副省长郭有明、南京原市长季建业、广西政协原副主席李达球等落马官员。当他们十数年或数十年“深耕”于本地官场，坐地敛财又怎不会更加容易？

　　李先梓：在长达２０多年的贪腐历程中，拥有高级经济师资格的曹鉴燎始终不忘“按经济规律办事”，甚至为此三番五次拒绝组织提拔，对其精心经营的贪腐产业链依依不舍。其实，曹鉴燎的经济学思维只是贪腐意识的一种表现，能够推动这种贪腐意识成为现实的，只能是权力。没有不受约束的权力，曹鉴燎的经济学思维便无从“运作”；没有不受约束的权力，便没有人愿意心甘情愿地充当他的“马仔”，他的这个贪腐江湖也就很难构建成功。曹案的警醒，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