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邛崃两名男子与组织卖淫者介绍来的１３岁幼女发生了性关系。近日邛崃法院认定两名嫖幼者犯强奸罪，并从重处理，分别判两人有期徒刑５年，由此诞生了国内首例嫖宿幼女按强奸罪定性的案例。

　　邛崃法院的判决恰好呼应了２０１３年年底最高法院完全赞成废除嫖宿幼女罪的表态，也与司法界、学术界长期对废除嫖宿幼女罪的呼吁相一致。

　　（３月３日《成都商报》） 

　　此次判决是有益的司法实践

　　一直以来，对于嫖宿幼女罪与强奸罪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量刑，嫖宿幼女罪的法定刑为５年至１５年有期徒刑，而强奸罪最高可判死刑，这样的现实，让嫖宿幼女罪成为一些人的避风港；二是观念，一起案件被定性为嫖宿幼女罪，则是变相认定幼女的卖淫身份，但幼女本身的思想与观念并不成熟，这样的划分，是对这些受害幼女们的二次伤害，这也与《儿童权利公约》中所确立的“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相悖。

　　在这样的现实境况下，无论是司法界还是民间，呼吁废除嫖宿幼女罪的声音此起彼伏。如今，四川邛崃两名男子与１３岁幼女发生关系，最终被判强奸罪，显然是罪有应得，判决也符合各方期待。毕竟，早在２０１３年年底，最高法便表态，称“完全赞成废除嫖宿幼女罪”。如今邛崃法院的判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次司法实践活动。

　　具体来说，两名嫖客都被判有期徒刑５年，这与嫖宿幼女罪的最低刑一致，看起来，嫖宿幼女被判强奸罪在此次实践中的进步非常有限，因为当事人并没有受到更为严厉的惩罚。从量刑上来看的确如此，不过从社会观念来看，此次判决的进步意义仍然不容小觑：因为这样的判决，改变了当前陈旧的观念，为幼女进行了正名。可以说，哪怕幼女们有一定程度的自愿，但其属于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就不应该施加上卖淫的身份。

　　自然，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审视，公众更希望当前的判决，能掀起必要的蝴蝶效应，让“嫖宿幼女被判强奸罪”成为一种制度常态。毕竟，幼女权益的现状，的确是不容乐观的。《２０１４年儿童防性侵教育及性侵儿童案件统计报告》显示，２０１４年１月１日至１２月３１日，被媒体曝光的案件达５０３起，平均每天曝光１．３８起，是２０１３年同比的４．０６倍。在如此逼仄的现实下，“女童保护”不仅应提上议程，更应迎来制度的回应。龙敏飞 

　　嫖宿幼女罪存在着法理悖论

　　嫖宿幼女罪，首先是存在明显的法理悖论：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为人不明知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是否构成强奸罪问题的批复》早已明确，行为人明知是不满１４周岁的幼女而与其发生性关系，不论幼女是否自愿，均应以强奸罪定罪处罚；另一方面，仅仅因为有金钱交易因素，便将嫖宿幼女的情形单独列为一个罪名，逻辑上显然说不通。

　　一些支持嫖宿幼女罪名的法学专家认为，嫖宿幼女罪的量刑起点为５年，要比强奸罪的量刑起点３年更高，因而嫖幼者付出的代价会更大。我认为，这个说法的逻辑问题也不小。一个罪名的设定原则，首先应合理，满足法理逻辑的要求。嫖宿幼女罪名既与强奸幼女罪名相冲突，同一国家的法律之间存在矛盾，法制体系语境上，便很不合适。又是“不论是否自愿均视为强奸”，又是“有嫖资的情形可不视为强奸”，法制上不规范，法治何所适从？

　　四川邛崃诞生首例嫖宿幼女案强奸罪论的案例，按理说，这是众望所归，也完全符合现行法律中强奸罪的要件；然而另一方面，嫖宿幼女罪名既未废除，嫖幼者的所为却又符合这个罪名的要件，这就不仅是逻辑的混乱，更容易造成适用法律的混乱。如果任由法官自由裁量权决定罪名，则可能为司法权力寻租创造条件。

　　再者，嫖宿幼女罪的定罪上限———最高刑期１５年，远没有强奸罪严厉；而从近年来高发的官员和富商嫖幼案件来看，这项罪名几乎快成了某些人士逃避严厉惩罚的“专用罪名”。一些权贵人士疯狂“嫖幼”，一人奸淫多名女童的案例并不鲜见，而如果不存在“嫖幼”罪名，按强奸幼女论，犯罪人恐怕得死好几次了。有鉴于此，嫖宿幼女罪应该寿终正寝了。

　　马涤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