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语中的

　　３月９日，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接受记者采访，当记者问到全国人大提供的资料里，龚克的职务后面加了副部级。龚克表示，可别笑，这是丢人的事。他希望高校去行政化能够加快。（３月１０日《新京报》） 

　　大学校长可以走向仕途，但校长本身不该同时有官员级别。长期以来，中国高校普遍有行政化级别，被人为分成三六九等，高校领导戴上了不同级别的帽子，这点普遍为人所诟病。而高校去行政化的难度不低，既有外界客观因素，也有高校内部原因。

　　于外部因素而言，因为教育的特殊性，一定程度的意识形态色彩，导致了公权力的介入越来越深。另外，校长、书记的任命，谁说了算也是个问题，即便已获批高校章程的几所大学，这个问题依旧不好解决。

　　于高校内部而言，这么多年以来，高校行政化浸淫后，不少教职工习以为常，并形成了教育系统内部的既得利益群体，这正是问题的难解之处。许多教授、校长、官员对此欣然接受已久，改革的动力必然很小，改革的对象却注定基数颇大。在很多场合，我们能听到不少高校校长、教育领域官员对现今大学行政化的不满和批评，但不能光看表面，当改革触及核心利益之时，改革的阻力必会大增，动力也就消减。

　　如上所述，高校行政化，既有观念的原因，也有利益的考虑。然而包括高校在内，教育恰恰是最不该行政化的。大学也好，中小学也好，应该以学校的实力赢得尊重，而不是靠行政级别本身自动获得不该有的社会和公共资源。国家教育中长期规划中，已经明确了政校分离、管办分离的方向，接下来重在落实。如果有更多的大学校长和教育界人士，能够有“丢人”的自觉，能够像龚克一样大声说出来，高校去行政化，动力就会更足。

　　去行政化作为教育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成败至为关键。不能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大学不去行政化，高等教育就无法和国际接轨，就很难培养世界级的人才。中外经验表明，建立现代教育体制，必须避免行政部门对大学管得过多、过死，如此才能实现主管部门和高校的合理权责划分。

　　高校外部行政化的去除在于管办分离，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的去行政化，则依赖于体现学术第一、高校自治的大学章程。目前，部分高校已制定了大学章程，这是好的开始。与此同时，通过国家层面的高等教育立法和高校内部的章程，互为补充，才能保证高校选任、议事、决策的独立性，最终实现让行政的归行政、学术的归学术。张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