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聚焦

　　最近一段时间，广州市民离婚不是想离就能离了：在天河区办理离婚，至少要等一个月；想在海珠区办理离婚，也要等上半个月……记者深入各区婚登处采访了解到，天时暑热易成为离婚爆棚的原因，办理离婚手续耗费时间较多，而目前婚登处人手严重不足，民政部门不得不对离婚实行“限号”。（７月９日《广州日报》） 

　　善意的权力也当守法

　　离婚“限号”，真的只是人手原因吗？我们常常看到，每当情人节等“吉日”恋人们扎堆结婚，各地婚登处都会加班加点，为何轮到离婚，却是另眼看待？

　　说到底，报道中一位婚登员的话才是真正理由：“现在离婚实在是太容易、太轻易了。”广州市民政部门这么做，无非是希望借此让冲动离婚的双方腾出冷静思考的时间。

　　劝人珍惜婚姻故而限号，不能不说初衷良好。然而，我国婚姻法明文规定婚姻自由，无论结婚还是离婚登记，只要是符合法律规定，自愿结合和分开，都必须当即予以办理。保障民众顺利办妥婚姻相关手续，是民政部门的工作职责，“限号”干涉了当事人的婚姻自由，造成真正愿意离婚人士的困扰，增加了其离婚成本和社会压力，违背了公平公正的法律精神。

　　近日，民政部发布《２０１４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２００３年以来，我国离婚率已连续１２年呈递增状态，这是我国也是国际社会婚姻状况的趋势，虽然难免负面影响，但也体现了现代社会的文明进步。在离婚率逐年走高的新背景下，有关部门还继续沿用陈旧的观点、延宕的办法来对付办理离婚的人群，不仅背离以人为本的服务宗旨，还可能造成敷衍塞责、随意偷懒的借口。

　　离婚关系到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等诸多社会关系，对于当事人和社会而言都是一次“裂变”，离婚“限号”或许是一种“善意的权力”，但“善意的权力”也必须守住法律的边界。王丽美 

　　不如制度化离婚缓冲

　　客观而言，“限号离婚”的确会给夫妻双方增加麻烦、耽误时间，却充满着善意和温情。至少，可以让双方再冷静地想一想，有个缓冲机会权衡离与不离的利弊，既有利于理性的复归，也能够减少草率决定所酿成的人伦悲剧。所谓“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姻”，在缓冲期间，哪怕减少一对离婚的夫妻、挽救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庭，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其实，在离婚自由的前提下，设置一定时限的“冷静期”或“熟虑期”，几乎是国际惯例。譬如，加拿大法律规定，婚姻破裂而且分居达一年者，才准许办理离婚手续；美国的普通离婚程序中，需要经过６个月的等候期之后，离婚手续才会办理完成，夫妻关系才可以终止；韩国为遏制不断上升的离婚率，在２００５年推出了“熟虑期”和义务调解制度。

　　以此来观察“限号离婚”，其实就是“山寨版”的冷静期。尽管这种“土办法”目前未得到法律承认，但所传递的善意理应被理解和读懂。

　　其实，面对离婚率连年增长的社会现实，我们完全可以在情与法的两难境遇中寻出一条合理合法的处置之道。比如可以学习其他国家，将“婚姻冷静期”制度化、法律化，即通过立法的形式，为离婚设置必要与科学的缓冲期和路线图。由此既能体现法律对公民婚姻自由的尊重，也可使“温和干预”在挽救不应解体的婚姻中发挥出更大的功效。徐剑锋 

　　限号只是将问题拖后

　　“离婚限号”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有道理，但我们需要抒情，可能更需要冷静的叙事。因为新闻透露出的另一个信息是：夏季离婚率高发，而广州下辖各区的民政部门普遍面临着人手不足的问题。至此，问题其实已经变成：民政部门到底该用什么办法来应对飙升的离婚率？

　　在我看来，“限号离婚”可能是一种最不经济的行政手段。因为此种手段充其量只是将相应工作量推后，对于降低离婚率本身并无多少帮助。那些确实因为情感破裂而选择分手者，断然不会因为“限号”而放弃离婚。

　　应对飙升的离婚工作量，甚至是降低一路攀升的城市离婚率，当有其他的务实举措。为什么民政部门总有着行政万能的错觉，以为凭借行政手段，就可以解决现实问题？其实不仅是在办理离婚中，在更多的社会治理领域，都动辄可以看到“限号”的举措。“限号”看似是不得已的举措，本质上却是对公共服务属性的扭曲，既然是公共的，原本就不应被限制。

　　并且，工具化的行政思维，最容易导致意外情况的发生。今天可以用工作负荷过大之名对离婚“限号”，那么明天有关部门就同样可以对“限号”进行滥用。时至今日，不应再给离婚附加上过多的含义，而理当将其视为一种可以接受的社会现象。不能合理配置资源、不能增加办事人手，躲在“离婚限号”举措身后的，其实还是一张治理能力孱弱的脸。

　　王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