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公开征求意见的广东省实施《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办法（送审稿），明确了对女职工在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更年期等“五期”的保护。其中提出，如果有医疗机构的证明，女职工可以带薪休１天“痛经假”，引起不少有“难言之痛”的女性广泛关注。

　　（１１月５日《新快报》） 

　　“痛经假”并非新名词，只是已被遗忘

　　有人欢呼，广东省可能开了“痛经假”的先河。这其实是美丽的误会。早在１９９３年原卫生部、劳动部等五部门共同颁布的《女职工保健工作规定》就规定：患有重度痛经及月经过多的女职工，经医疗或妇幼保健机构确诊后，月经期间可适当给予１至２天的休假。这充分说明，“痛经假”并不是新名词，而是人们已习惯性地将它遗忘了。

　　这种习惯性遗忘，源于人们在日常中基本上不使用这一项权利。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人认为涉及隐私，不好意思跟单位讲；有人觉得麻烦，本来很疼痛，还要去医院开证明，费事又费神，不如忍忍算了；当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许多单位对于“痛经假”不买账，不准假或者准假了也当事假，要扣奖金，许多女性更珍惜工作机会，也就干脆不休这假了。

　　如此看来，以往有关部门规定的“痛经假”成纸面福利了。广东若出台类似规定，会不会在实践中也得不到贯彻执行呢？

　　很显然，这样的担心不无道理。因为，权利要得到落实，要靠人们去争取，而不仅仅是法律上的规定。因此，更多的女职工要意识到自己的权利之所在，理直气壮地用法律维护自身的权利，否则权利不会自动落在你头上，甚至单位可能根本不知道你有这一诉求。当然，这种权利的争取不可能一帆风顺，但若据理以争，相信假以时日，情况总会有改观。

　　权利的落实，更需要执法者的支持。执法者对于单位拒绝给“痛经假”的请求，不应当置之不理，或者“和稀泥”，不应当漠视女职工的权利，而是要严格执法，积极执法，单位才会将“痛经假”当作一回事而认真对待，从而让法律规定逐步在实践中生根发芽。

　　当然，“痛经假”要不成为鸡肋，法律本身的制定与修改同样很重要。法律应当在规定“痛经假”的同时，规定落实和保障“痛经假”的具体措施，比如，规定有关执法部门可以对违反规定不准予“痛经假”的单位给予经济处罚等。所以，我不但希望广东省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出台“痛经假”，更希望能制定具体的落实措施，让权利在实践中有保障。杨涛（检察官） 

　　“痛经假”立法，好心可能办坏事

　　痛经有多痛？“痛到呼吸困难，直冒冷汗，晕厥过去”、“痛到生不如死，想把肚子剖开”，不少女网友的描述令人心惊。相关报告显示，我国３７％的女性存在痛经现象。因此，在女职工劳动保护的特别规定中，关注女职工痛经现象并将之作为劳动保护内容，实乃立法人性化之表现。正因为如此，“痛经假”在很多地方性法规中都有涉及。只可惜，真正能够得到落实的案例少之又少，极少有女职工会到医院开证明请“痛经假”。

　　换言之，在法律文本中慷慨地为女职工们写一写，是极其简单的；但是，执行起来的可操作性却很差，甚至压根就是“写了白写”。原因很简单，女性的生理周期特别是痛经问题，是绝对的个人隐私，怎么会为了获得一天假期而轻易舍弃？为了请到“痛经假”，不仅得去医院开证明，还得难为情地向领导申请，显然不符合我国许多女性的性格特点。

　　往小了说，“痛经假”有逼迫女性自曝隐私之嫌；往大了说，“痛经假”甚至可能不利于女性就业———因为它会过度放大聘用女性员工的“潜在成本”。尽管实际工作中请“痛经假”的很少，但只要“痛经假”以法律形式明确，用人单位就有可能将之视为聘用女性员工的“劣势”，从而基于莫须有的成本考虑，作出对女性员工不利的选择。

　　这个意义上，“痛经假”立法不仅可能是“写了白写”，还可能是“写了不如不写”，好心最后办了坏事。我们是一个人情味很浓的国度，事无巨细一律诉诸立法，并不一定就是最好的选择。像“痛经假”这种，即便法律并无明确，女性员工如果以此请假，相信大多数用人单位也会理解———既然本就是人性化的产物，那么交给人情去办就好了。

　　毋庸置疑，法律之内应有天理人情在；但是反过来，并非所有的人之常情，都需要法律来清晰界定。在法治语境下，当然不能允许人情过多介入法律，尤其是执法和司法的过程，就像亚里士多德说的，“法律是没有感情的智慧”；但是，法律与人情又具有各自不同的逻辑，因为维度不同而皆可发挥积极影响。具体到“痛经假”，立法了并不一定管用；反过来，不立法也不意味着必然没有———既如此，又何须折腾呢？舒圣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