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荣泉

    听老一辈人说，早先的私塾老师是上学生家轮流着吃饭的，今天到这个学生家，明天去那个学生家，此谓之吃轮桌饭。

    过去，在我老家的村子里老人吃轮桌饭很普遍，记得邻居家有个我叫阿太的老婆婆，她有5个儿子，阿太就在这5个儿子家中轮流着吃饭，先在大儿子家吃10天，再到老二儿子家吃10天，接下去便是老三、老四、老五，等一个流程过去后，便又从老大家开始，如此依次类推地轮流着吃。也有老俩口双双在几个儿子家中轮流着吃的，时间长短不一，有的是一天或几天一轮，有的则是一个月或几个月一轮，也有半年一轮的，以此作为赡养老人的一种方式。

    以这种方式赡养老人，对于几个儿子们来说，可能认为是公平合理的，但对于老人们来说，也有诸般苦衷，比如有的儿子家离老人住宿的地方比较远，来去实在不太方便，遇到刮风下雨或恶劣天气，行动就更为不便了。况且儿媳们对待老人的态度也不完全都是一样的，有的热情，有的冷淡，有的特别孝顺，有的纯属应付，做饭菜的手艺也有差异，有的饭菜做得非常可口，有的一般，有的甚至是差强人意，好在老人们都是宽容的，虽说心里有一杆秤，谁好谁不好都明明白白，可毕竟都是自己的孩子，因此所有的一切就只能是在心里藏着掖着。

    然而，由此而引起的故事还是有的，如有个老妇人，颤着一双小脚去小儿子家吃午饭，结果到了家里，门却关着，她只好坐在门口等着，直等到太阳快西斜时，才见儿子和儿媳从田里回来。还有一位老爷爷拄着拐杖去某个儿子家吃饭时，由于路滑而摔倒在途中。也有去儿子家吃饭的路上遇到倾盆大雨的等等……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享受吃轮桌饭的还有来自大城市的插队知青，在尚未安置住房前的一段时期，同样是在被圈定的几户社员家里吃轮桌饭，这些社员家再由村里给予一点适当的伙食补助。

    插队的绝大多数知青是老三届的初中学生，有的初中还未曾毕业，他们能够来我们这里插队还是有点背景的，要不然，只得去支边了。村里的干部和社员们对这些知青尤为看重，认为他们是大城市来的，远离父母，因此，在被圈定让知青吃轮桌饭的这些社员家庭是有选择性的，都比较热情好客，屋里的环境卫生也很清爽，餐桌上的小菜相对来说较为丰盛一点。

    此外，公社的一些包队干部为了和群众打成一片，吃住都在村里，通常睡的是村里（大队间）的门板床，吃的自然也是轮桌饭。

    那时，公社下来的包队干部白天都要和村里的干部一起下田头干活，很多政治性的工作都安排在晚上，每个晚上总有开不完的各种各样的会议，什么斗私批修会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啊等等。这些包队干部是在各位村干部家里轮流着吃饭，可不是白吃的，吃了之后，得掏腰包，按照纪律规定到大队会计处付好粮票和钱，一般是一顿早餐付1两粮票1角钱，中餐是2两半粮票2角钱，晚餐是2两粮票1角5分钱。

    给包队干部吃轮桌饭的餐桌上，除了较为丰盛的饭菜外，还有半斤或1斤老酒，要知道在那个时候，农村普通的家庭平时是舍不得喝酒的，因为没钱，即使有钱也没酒票。

    上世纪70年代，高中刚毕业的我参加了电影放映工作，成了一名农村放映员，从此也开始吃起了轮桌饭。今日吃东村，明天吃西村，尝过百家米，吃过千家菜。桐照栖凤的海鲜，柏坑大堰的冬笋，西坞白杜的土豆，岩头石门的山虾，几乎吃遍了奉化。

    那年代，农村还没有电视机，县越剧团一年到头又很少下乡演出，一些唱书的民间艺人也由于文革这个运动而相继改行了，于是，一个月或两个月一次的电影便成了农村老百姓唯一的精神生活，作为电影放映员，自然是最受欢迎的人了。只要放映员一出现在某个村子里，立刻就会有一大群人围上来，真可谓是前呼后拥。用餐，通常总是安排在村干部家里，可也有村子各户轮流管饭。其招待之热情，简直不亚于请毛脚女婿，除了中餐晚餐外，还有点心和夜宵。尽管我们也按公社干部下乡的规定付了粮票和钱，但我们心知肚明，如果以这区区伙食费来说，根本享受不了如此这般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