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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人选择把某段历史深藏，不去回想，宁愿遗忘，也无意让后代知道。比如我母亲，她对父亲在五七干校的事情就从不提及，这让我无法从容而完整地叙写那段往事。

    1971年夏天，镇上车站，天闷得像蒸笼，母亲与我躲在一棵柳树下等车，柳叶上粘满褐色的尘土，一只知了藏在脏兮兮的柳梢上，正声嘶力竭地叫嚷着。我们要去尚桥五七干校探望父亲。尚桥有多远，年幼的我肯定不知道，反正从镇上出发，先坐车到县城，再步行很长很长一段路。

    车站边上有三条马路，一条通宁波，一条通县城，还有一条通溪口，这三条路呈三角形，恰好把镇上车站围在里面。虽是停靠站，却又是枢纽站，过往的班车特别多。等客车来是极其兴奋的事，何况是第一次去传说中的五七干校见父亲。由于兴奋导致紧张，因紧张，我一次次跑到半人高的尿槽边，艰难地踮起脚尖……

    县城车站地处今天南山路与惠政路交叉口的农行位置，出入口两侧栽着修剪齐整的冬青树，像在夹道欢迎每一辆进出的班车。出站往东，要跨过一段比机耕路宽两倍的沙石路（今天的惠政路步行街），路两边种着金色的水稻。到新落成不久的工农兵电影院门口，便进入仰慕已久的大桥街。那会儿，街两边墙上贴满了花里胡哨的大字报，很吸引眼球。一队食品厂工人举着纸旗，喊着革命口号，浩浩荡荡地游行过来。我正好奇地打量着这些穿灰色背带裤的工人，母亲一把抓过我的手臂，快速离开。

    出大桥街，向东，沿沙石路，过舒家。继续向东，走西坞方向，前方仍然望不到头。到王家汇村时，道路忽然往南折，一条黄色大道直通前方烟尘弥漫的尚桥。这时，太阳火辣辣地罩下来，我又累又渴，几乎迈不动脚步，母亲在前面火急火燎地催，说父亲也许在路口等坏了。

    我许久没见父亲了。几年前，这位抗美援朝的老兵，被扣上“大特务”“反革命”帽子后，一直处于被批斗状态。父亲这副军人的腰板，自从遭受一次次屈辱的打击后，变得不再挺拔。后来，父亲去了尚桥五七干校，我在养娘家就很少知道父亲的事了，大人们也轻易不肯说，母亲更是守口如瓶。

    我记不清是怎么走完这段漫长路程的，见到父亲的一刹那，我完全忘却了疲劳。那年他才44岁，比我想象中要苍老，岁月已无情地磨蚀了他曾经英俊的外表，我们不禁唏嘘。

    那时，尚桥茶场刚组建，四周还没有开辟出广袤的茶园。干校宿舍的几排矮平房被一片密密匝匝的梨树林环绕着，每一株梨树上都挂满黄澄澄的大梨头。

    那个溽热的夜晚，月光如水，我们在宿舍门口纳凉，一条小溪贴着墙根婉约地流过，细腻的水声似梦呓一般；对面是黑魆魆的大山，显得宁静而神秘；桌上堆满蜜甜的黄花梨，我们吃得汁水四溢。父亲摇着蒲扇，给我们讲怎样种梨头，讲奇闻趣事。他还说这山上藏有老虎，有人看到过。我立马感到惊悚，心里替干校的人捏把汗。然而父亲很淡定，丝毫没有惧怕的神色。从此，尚桥山上有老虎的惊险传说始终萦绕在我脑海里。

    那晚，父亲将五七干校的美好和诗意全呈现给我们，却将无数个白天里劳动的艰辛和政治斗争的残酷都默默地隐忍了。

    我那时压根不理解五七干校是啥学校，许多年后才知道，五七干校得名于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也就是他在1966年5月7日审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后写给林彪的信。1968年5月7日，“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时，黑龙江柳河第一所五七干校诞生，随之，全国闻风而动，成千上万的党政干部、学者专家、文艺工作者被下放到各地的五七干校。

    当时的奉化县革委会即把尚桥茶场作为五七干校校址，组织各地250多名干部赴干校，边劳动，边搞“斗、批、改”。奉化近年编的党史资料很简略，仅记载这么几句：五七干校由一名“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成员负责，机关干部被组成“战斗队”，在一个大房间用稻草搭地铺睡觉，半天学习毛主席著作，半天劳动。同时，监管被打倒的县领导张照田、王以丰等人去放牛。干校经常召开批判会、答辩会，业余时间主要学唱样板戏和革命歌曲。

    这些粗线条的记录，显然无法还原当时的真实场景。其实，茶场和五七干校虽在同一处，却分属两个不同的区域，茶场在东，干校在西，彼此以一条道路和一片竹林为界线。

    茶场86岁的陈老伯耳闻目睹当年的干校情况，他说，来干校“思想改造”的干部白天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有制砖拉坯的，有砌墙造房的，有养瓜果蔬菜的，有种稻麦粮食的……总之，什么样的劳动内容都有。每到下雨天和晚上，就是无休止的学习，学什么？学毛主席著作。报纸不能自己阅读，要坐在一起念。干校“再造新人”的主要手段，是开展政治运动。劳动虽艰苦，但和政治运动比较起来，都是陪衬了。来干校的人多多少少有些问题，必须坦白交代，必须互相检举。有的人不愿检举别人，想做老好人，也被严肃批判。干校始终处于批判斗争的气氛中。

    陈老伯记忆力惊人，谈吐自如，如今仍住在当年茶场的老房子。他告诉我，干校建立初期，气氛相当压抑，有的人禁受不住政治高压，上吊自杀了；有的人身心长时期被摧残，精神失常；有的人患重病了，也不准回家见亲人。当时来干校“改造”的南下干部可不少。但一年后，情况有所改观，根据各人实际，有的允许定期回家，有的半年或一年回一次家。

    父亲被允许定期回家，大概是两星期一次。每逢父亲回家的那个周末，我们总会按捺不住跑到镇上的马路，伸长脖子往县城方向张望，看父亲风尘仆仆骑着那辆引以为傲的28寸“凤凰”，从遥远的尚桥归来。只要父亲回到家，桌上的饭菜包准丰盛，母亲责骂声包准收敛，而且她会面漾笑容，说话和气。

    这是我们家在那个特殊年代里梦寐以求的幸福节日。

    尚桥五七干校后期，政治环境逐渐宽松。县里把三级干部会议也放在五七干校，放在干部劳动和学习的第一线，因为那时还没有政府的招待所。此外，县里的妇女主任会议、团支部书记会议等也放在干校举行。干校的操场还隔三差五放映16毫米电影，让茶场和尚桥村周边的百姓享受文化大餐。

    干校的性质和任务在悄悄演变。

    1972年后，五七干校被撤销，改为奉化五七工农兵学校，父亲留下来担任一名普通教师，学校从尚桥迁往尚田。后来，又改名为奉化五七大学，不久，迁移到了县城的后方那个位置。再后来，改为奉化师范学校。

    1978年，历经磨难的父亲迎来了人生的春天，组织上为他彻底平反，落实政策，恢复职务和党籍。

    2017年春，近半个世纪后，我再度来到这个曾经燃烧过“斗批改”激情的干校农场，寻找过往一代人当年留下的印记。那见证岁月沧桑的几排砖瓦平房依旧兀立着，屋旁那条孤独的小溪仍然在不知疲倦地流淌，而路两侧的法国梧桐胸径比从前更壮硕。南面的山地，现在有一条通往南方的高铁潇洒地穿越而过，旁边是一座造型优雅的火车站，以及连接火车站的一条平滑流畅的柏油路。

    再南面是那座传说中有老虎的雨施山峰，唯独它青春不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