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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张摄于上世纪50年代的老照片。中间一位是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奉化籍老一辈革命家竺扬，左一是我的父亲胡华，当时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竺扬是我父亲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他们因抗日救亡而结识，自从1938年10月我父亲离开奉化奔赴延安后，与竺扬天各一方，为共同的事业出生入死、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他们于1956年重逢于北京。请看合影，我父亲与他的革命引路人竺扬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我从小常常听到奶奶和爸爸提到竺良谟这个名字，后来我了解到，这是竺扬爷爷的曾用名。他曾是浙东地下党的领导人。为了实现党的全民族抗战的主张，竺扬非常关注奉化的爱国青年，对他们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给予具体的指导和帮助。那时，父亲16岁，是奉化的一名爱国学生，他从在家乡宣传抗日，到奔赴延安、走上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道路，都与竺扬的指引是分不开的。

    父亲对这个时期的回忆主要有三个方面。

    醒民剧社宣传抗日。七七事变后，父亲就读的浙江省立高等师范停办，他因此失学而回到家乡。在全国抗日浪潮的影响和推动下，父亲与母校奉化中学的几位校友发起，联系了一些失学和失业的爱国青年组织了醒民剧社，以化妆演出抗日话剧、唱救亡歌曲、出墙报、写标语等形式进行抗日宣传，受到浙东地下党的重视和支持。先是竺扬与我父亲取得了联系。对剧社的工作给予指导。后来又派地下党员竺一平、詹步行，具体联系指导。他们满怀激情深入奉化许多乡镇巡回演出。这期间，他们还铅印出版9期当时奉化唯一的救亡刊物《醒民刊》。这对唤起民众、一致对外，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创办《战时大众》报。1938年春天，奉化街头的人们在争相购买一种八开的抗日小报——《战时大众》报。这就是在奉化地下党指导下，父亲与几位爱国青年创办的一种向普通百姓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和抗战近况的通俗小报，三日一刊。

    我们家住在离奉化县城不远的北街，成为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点，父亲成为了联络员。竺扬、竺一平、詹步行经常到这里落脚、开会。小报的部分消息，就来源于他们送来的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还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等一些进步书刊，供《战时大众》报编辑选用，以及在爱国青年中传阅。父亲他们用奉化方言编写这个小报，粗通文字的人就能看懂，很受大家欢迎，从油印发展为铅印，销售数扩大到五百份。父亲兼主编、校对和发行，还把每期《战时大众》报，寄一份给在延安的毛泽东主席。1938年7月间，他们收到毛泽东的亲笔信，说，你们用通俗的文字，向人民大众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这一工作很好。希望报纸由宣传工作，进而起到组织群众的作用。毛主席的赞扬和鼓励使他们这些办报人深受鼓舞，这也是对奉化党组织工作的肯定和赞扬。

    组织热血青年赴陕北。1938年4月间，时任奉化地下党工委书记的竺扬派竺一平来告诉我父亲，党组织准备选送一批青年去陕北学习，要我父亲做秘密组织联络工作。接受任务后，早已向往延安的父亲联系了几位志同道合的奉化中学校友。那时，战火连天，日军飞机狂轰滥炸，去遥远的陕北都是瞒着家庭秘密行动。1938年5月，由父亲联络的青年中有四人成功到达延安。后来，我父亲联系了同窗好友张岱，他们两人是1938年10月5日一起出发北上的。地下党以“剑虹”的署名，为他们写了介绍信给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那时交通中断，二人历尽艰辛，11月7日终于到达陕甘宁边区。父亲进陕北公学学习，1939年2月在那里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他终生从事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的教学与研究，成为全国高校中共党史学科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照片中，他们手牵着手目视前方，见证了两人珍贵的革命友谊和献身新中国建设的情怀。如今，两位有着共同信仰并为之奋斗终身的老共产党员虽然都已去了天国，我愿意相信，他们会相逢在一起，欣喜地看到今天日益强大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