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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到老年易怀旧。我家兄弟姐妹多，有6个兄弟3个姐妹。上世纪50年代是桥西岸村有名的贫困户。

    二哥生于1937年，他只读过4年小学，因家庭贫困无法继续读书，13岁时他就去县城一家面粉厂当学徒，终年辛勤劳动只能解决温饱。新中国后分到了土地，随后二哥就与大哥一起帮助父亲务农。那时农业生产基础条件差，完全靠天吃饭，丰收年景勉强能解决全家人的温饱，遇到灾年，粮食歉收，不得不借粮度日。这样的日子怎么过？农闲时父亲叫二哥一起给人家拉货赚几个辛苦钱。一次父亲与二哥拉货去宁海县城，在一家饭店吃午饭，他俩意外发现在旁边的饭桌有一包东西无人看管，于是父子俩打开布包一看惊呆了，原来包内全是钞票，当时旁无他人，怎么办？父亲深深地抽了一支香烟，他沉思片刻，心想丢钱的人一定非常焦急，他果断地对二哥说：“等失主。”没过多久，有位衣着端庄的中年男子神色紧张地来到饭店寻找钱袋，原来失主是位米店的老板，老板找到了失而复得的大笔钱连声道谢，然后他随手拿出一把钱给父亲酬谢，父亲和二哥再三推让，最后勉强收了老板几块小钱。回家后，父子俩与他人说起此事，有人说：“你们太傻了，你家这么穷，米店老板有的是钱，这钱又不是去偷来的抢来的，拿到家里那不是由穷变富了吗？”父亲和二哥对他人解释：“人要将心比心，这钱也是人家辛苦赚来的，不是自己劳动所得的钱是不能拿的。用别人的钱心里也不踏实。”众人听之纷纷予以点赞。夸父子俩良心好。

    二哥勤劳又有经济头脑，为了给年纪尚小的6个弟妹们去读小学，上世纪50年代初市场商品流通不活跃，住农村的人买东西都要到县城购买，十分不便。于是二哥就利用农闲季节动脑筋做小生意，他去乡下卖过香干，还早出晚归到乡村卖花生糖、生姜糖、芝麻糖、米胖糖以及季节性各种水果，以此赚点辛苦钱交给母亲以贴补家用。因家里实在穷，三个姐妹只有二妹读过小学二年，另二个妹妹没上过学，成了文盲。二哥对三个弟弟读书都相当重视，他建议父母，家里再困难也要给他们去读书，结果老四兄弟初中毕业考取了杭州船舶机械学校，而后我考取了浙江省邮电学校，小弟高中毕业遇到了“文革”失去了高考的机会，不得不在家务农，后来他成了一名土地征用工，也有了一份工作。

    1959年父亲去世了。当时国家遇到了三年自然灾害，粮食奇缺，人们面临吃不饱饭的严重问题。那时农民都吃食堂，每人的粮食定量供给，早饭和晚饭都只能吃到稀饭，中饭也是食不果腹，长期饿肚子还要去参加生产劳动，怎么办？为了全家不饿肚子，二哥双管齐下，一是利用空余时间起早摸黑偷偷地到县江两岸的荒沙地种麦子、南瓜、蔬菜，虽广种薄收，但也能给家人缓解温饱。二是听说县粮油厂要养几头猪，那时小猪难买，幸好我家养了一只母猪，于是二哥就与厂方商定，将出生的小猪由我家养到20斤左右就出栏，双方各得一半，但要求厂方在母猪怀孕及哺乳期的精饲料如碎米和细糠由他们供给。这年运气好，母猪一次生下了16只小猪，由于母亲精心饲养，小猪生长良好，出栏时各分8只小猪，双方互惠互利合作成功，之后以同样方式连续合作了三年。

    1958年二哥结婚了。之后有4个子女，生活压力很重，除了他与二嫂同去生产队劳动挣工钱，年终分红所得不多，于是利用农闲时间做些小生意，勉强养家糊口。1962年国家对农业政策作了较大调整，解散食堂由农民分灶吃饭，此外，农民还分到了少量的自留地，同时开放了自由市场，从而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从此粮食生产形势逐年好转，粮食困难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但二哥的家庭经济条件仍然不好，既要解决一家人的生活费用，还要供4个孩子读书，怎么办？二哥凭借对农业的内行，除了以务农为主，还每天起早摸黑与妻子一起按农时季节培育各种菜秧和瓜秧，然后将各种秧苗上街去卖，由于二哥的秧苗长得好，成活率高，购买者众多，从此缓解了家里的经济困难。

    1982年下半年，国家对农业生产作了历史性的改革，全国农村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此举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从此，二哥大胆开动脑子设法挣钱奔小康，他想，单靠种粮食，卖秧苗只能养家糊口，由于分地到户，市场又活跃，他发现不少农民需要各类种籽，于是他果断上街设摊卖种籽，首先他对种籽很内行，其次卖种籽市场销量大，经济效益高，经过一年辛苦，挣了不少钱。于是，二哥赚钱的信心更足了，由于有些种籽如黄豆、花生、蚕豆、带豆等奉化缺乏货源，他就去宁波、宁海、象山等地采购。他待客和气还诚实守信，老少无欺决不缺斤少两，对个别出苗率低的种籽给买主退钱或调换，因此，许多农民都喜欢到二哥这里购买种籽，时间长了，他卖种籽出了名，每年的生意越来越兴隆，经过几年努力赚了不少钱，成了小康人家。大儿子初中毕业先务农，不久成了大桥粮站的土地征用工，小儿子奉化师范学校毕业成绩优秀成了大桥城关一小的教师。2个女儿高中毕业后进了民营企业。邻居们都夸二哥脑筋好，会赚钱。

    为了积攒养老钱，他年过花甲还在街上卖种籽，直到年近古稀因患重病才休息，很可惜他患病3年后，71岁那年去世了。在家6个兄弟中我与二哥相处时间最多，直到1965年我去杭州读中专后只能在假期会面，之后我长期在外地工作，与二哥会面的机会更少了。

    二哥虽不在人世，但他那种中国农民特有的勤劳、善良、诚实守信又富有经济头脑的形象刻在了我脑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