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鸣达 40年前,当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我正在一个名叫合肥南三十里岗的军营里当排长。上大学是我一直的梦想,但由于种种原因,以往的推荐总没有我的份。这次可以公开公平考试了,我想试一试。然而,当组织上同意我报考后,我的心又忐忑不安起来:一个初中生能考上大学吗? 说是初中毕业,其实正规的初中学习只有一年。1965年9月我进入溪口初中,第二年“文革”爆发,学习中断。而后短暂的“复课闹革命”,徒有形式,学不到多少知识。挨到1968年,回乡当了农民。既然如此,报考的勇气又从何而来呢?一则无知无畏,此生不知高考味,尝试一下又何妨?二则自信在文字写作方面胜于一般的高中生。因为多年以来,以书为友,与文字打交道。入伍前我曾在村小学当过一年的代课老师。入伍后又担任营部报道员多年,常在军地报刊上发表新闻稿件。记得还是新兵时,部队组织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先验论”“天才论”,我写了一篇《人有天生的笨吗?》的文章,发表在南京军区的《前线报》上,一时引起轰动。又有一次,我写了一篇某连队官兵帮助驻地群众摘桃万斤不吃一个的新闻稿。正值报上发表辽沈战役时部队过锦州苹果园不吃一个,毛主席批示表扬“人是要有点精神的”。《前线报》头版刊出了我写的新闻稿,并奖励我鲁迅杂文集一本。1974年,我被抽调到团战士理论学习组,有机会读了《矛盾论》《实践论》等一批哲学著作,通过学习理论书籍,编写辅导教材,下连队作理论讲座,增长了理论素养,锻炼了文字和口头表达能力。理论学习组结束后,我被留在团政治处从事代理书记即秘书的工作,并在1976年春被提为干部。一年后,因上级机关明确规定机关干部必须从基层连队干部中推选,于是将我下派到连队任排长。上述经历增添了我报考的信心。 从报名到考试,大概2个月左右,抓紧复习是每个考生的必备课。然而对我而言,既无复习时间又无复习资料。因为连队的军事训练、政治学习必须参加。作为排长,我与战士住在一起,没有单独的房间,区别仅在于战士们睡双层床,而我睡的是单人床,在靠窗的角落,有一桌一椅一盏台灯。复习只能选择课间、休息日及夜间。为了不影响熟睡的战士,常常在夜深人静时打开罩上报纸的台灯,读一会儿书。此外,手头除了《毛泽东选集》及政治学习资料外,几乎没有其他与考试有关的书籍。为此,我走进驻地附近的一所中学,向素不相识的老师求助,借得一套高中的语文、数学、历史、地理课本。在一次出差蚌埠返回合肥的列车上,与邻座一位安徽大学的老师谈及复习迎考却苦于无资料的事情,热心的老师回到学校后,寄给我一份油印的政治复习资料。我如获至宝,反复诵读。复习中最头疼最困难的是数学,费时多见效慢,在自学了一章后便决定放弃,主攻自己的强项语文与政治。比如设想了许多作文题目,有的甚至写作成文。 事后证明,这样的选择是正确的。尽管数学只得了二十几分,史地成绩平平,但语文与政治均取得了好成绩。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1977年安徽省高考语文试卷作文题是《紧跟华主席,永唱东方红》及《从“苦战能过关”谈起》二选一。这两题对我来说都不算难,特别是第二题,源自叶剑英的《攻关》一诗:“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当时能一字不漏背诵下来,并写过学习体会。于是在试卷上一挥而就,洋洋洒洒写下了千余字的议论文。文中有马克思的名言:“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艰险沿着陡峭山路向上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又有华罗庚自学成才的例子,这样的阐述能不得高分吗! 考后等待的日子是难熬的。每天连部通讯员送信到排里我总要瞧上一眼有否有大学的来信。那天傍晚,通讯员拿着一封从南京大学寄来的信件向我奔来,拆开一看,内有被南京大学哲学系录取的通知书、报到须知,还有两张贴行李的标签,白纸红字,印有箭头朝上的三角形及南京大学的字样。战士们纷纷围拢过来向我表示祝贺。团首长得悉后也很高兴,临行时特派平时只有团长政委才能坐的吉普车送我到火车站。 也许,有人会问,一个初中生又是现役军人能报考地方大学吗?现在看来似乎不行,但在当时符合有关规定。报考条件除高中学历外,还有一条是相当于高中学历。我初中毕业近10年,已有一定社会阅历,填上相当于高中学历不算过分。地方大学招收现役军人持续了三届,77级、78级、79级都有军人。直到1980年因部队院校恢复健全,地方院校本科不再招收部队现役军人。 能考上大学不易,要完成学业亦难。班上同学70余人,号称72贤,可谓精英云集。如有数学考满分,江苏省第一名的童星,有兄弟姐妹4人同时考上大学,年仅15岁的小周颖,有能熟练运用外语会话的周文彰,还有一大批基础扎实、阅历丰富的老三届高中生,要跟上他们真是困难重重。特别是哲学系学生的必修课高等数学微积分,若没有高中解析几何的基础,根本学不了。同寝室的严强伸出援手,利用课余时间,帮我恶补解析几何,最终啃下了微积分这一难题。没想到的是20多年后,女儿进南大读硕士研究生,严强成了她的导师,父女成了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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