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岩 从我记事起,我们全家八个人就住在祖传的三间加起来不到七八十平方米的低矮破旧小平房里,而且这还是当年日本鬼子火烧后留下的,多处漏雨,经常修补,生活的艰辛不言而喻。 到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随着兄弟姐妹的渐渐长大,这屋子实在住不下了,没办法,父亲只能通过拖手拉车赚钱造起三间小洋房。拖手拉车就是从宁波将一千多斤的造纸用材料用人力拉到万竹箭岭、谢界山等造纸厂的,全程有近150公里,往返一趟需要四天,有时为了多赚钱也有走三天的。父亲本来是教书出身的,却因莫须有的罪名含冤返回老家,这样的体力活对他来说需要付出比常人更大的艰辛。所谓的小洋房就是用人字架代替分间墙,改变了用柱子或用分间墙等传统的造屋方法,这对当时来说应该是很时尚的,当地村民见也未见过,因此有村民嘲笑说“人家(家庭)不像样,造屋不打墙。”当然,在那个还不能满足温饱的年代里,周围四乡八邻的造屋也极少见。到1980年父亲平反后,我们也相继参加工作,老家一直闲置无人居住,以致于前几年因台风来袭倒塌二间,实在可惜。那可是爸妈来之不易的心血。 1984年因结婚需要,单位在城内给我安排二十六平米的住房,房子朝西,但质量很好,整幢房子二层四间一弄,磨石地面,柱子都是油漆的。据说房主是个漆匠,很有钱,后来去了台湾,我住在其中的一楼一间,一间屋我用屏风分成前后间,后面放些杂物,前面是家具等,门口屋檐下放只煤球炉,烧饭炒菜就在此地。雨天炒菜,偶尔还要淋点雨水,这样炒菜也可省放点自来水,哈哈……在现在看来这是很简陋,但当时公房数量极少,而且我的工作还在乡下,像我这样条件在城区分房的不会有第三个,在我之前也有一个分房的。所以人在乡下,房在城区,单位对我还是挺好的。 到了1989年,我工作调至城区,单位从新分给我七十平米的套房,三房一厅,厨房间,卫生间等样样齐全。一位上海来客说,像我这样的房子要是在上海肯定是局长待遇,后来住房改革,我用一万五千多元买入,从此自己真正拥有了房子。 时光到了2000年,住房进一步改善,新买了二间假四楼,其中一楼一百二十平米为营业用房,用于出租,起初房租费也不多,现在也涨到三四万了,这点小钱对我们工薪阶层的低要求来说也应该不错了。二楼是客厅及厨卫间,应该说是很宽畅的,三楼二只房间,书房及卫生间,能满足生活所需,四楼留有一只客房,还放置一张乒乓台,闲着的时候或者在雨天懒得出门的时候可以锻炼一下身体。房子地段也不错,离大的商场、酒店、体育等休闲场所都在步行十分钟内。生活休闲非常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