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昌华

    1980年，电影《与魔鬼打交道的人》在全国上映，引起轰动。影片讲述的是解放前中共地下党员于海涛化名张公甫，以荣昌公司总经理身份为掩护，在第三条秘密战线上与敌人斗智斗勇，粉碎敌人阴谋的故事。张公甫的原型即是被誉为“红色资本家”的宁波人卢绪章，而奉化人舒自清则是当年卢绪章的最得力助手。

    舒自清，原名舒鸿源，祖籍岳林街道舒前村。民国7年(1918)生于上海虹口区一个贫民家庭。自学成才，18岁成为英国义茂利会计师事务所最年轻的审计师，后受聘于英商马勒机器造船厂，是上海洋行的高级职员。1935年“一二·九”反帝爱国运动，使他从“科技救国”的梦中醒来，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1936年10月，中共上海地下党成立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洋行华员联谊会”(简称“洋联”)，时任上海“广大华行”主要负责人卢绪章等人参加筹建，舒自清参加了该组织。1937年“八一三”抗战前夕，中共地下党组建“洋联战时服务团”，卢绪章、舒自清等积极参加，投入抗战前线服务活动，并成为拥护中共主张的先进分子。10月，卢绪章、舒自清等被中共地下党组织发展为中共党员，加入“洋联”党支部。11月12日，日寇占领上海，上海公共租界成为“孤岛”。“洋联”党支部执行中共江苏省委关于“要利用英、美、法同日本之间的矛盾，尽量争取某些上层人士与我们合作”的指示，在“洋联”基础上，成立了“洋行华员联谊俱乐部”(又称“华联同乐会”)，又于1938年4月成立“华联”党团组织，先后由李希之、卢绪章任书记。

    因党工作需要卢绪章离开上海，舒自清接任“华联同乐会”党团书记。敌人想用高官厚禄收买他，被拒绝。1940年9月18日晚上，特务闯进“华联同乐会”抓人，恰巧舒自清不在，躲过一劫。因身份已经暴露，上级组织立即安排他到重庆工作，开始主管广大药房，后任广大华行重庆分行经理，民孚、民安等公司董事，广大华行副总经理，负责进出口贸易。为了表明廉洁自律的决心，他毅然将原名舒鸿源改名“自清”。上任后，遵照周恩来广交朋友，当好“资本家”，“同流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的指示，结识了大批医药界和其他各界名流，与国民党高级政客张军光，蒋介石侍从室专员、陈果夫的亲信施公孟，医药司司长俞松筠，重庆卫生局局长王祖祥等建立了密切关系。又利用自己是奉化人，蒋介石的小同乡，常与国民党的蒋宋孔陈 “四大家属”人士来往，联络感情，以此寻找商机，刺探情报。他广纳投资，扩展销路，使广大华行的西药生意财源滚滚。重庆社会上纷纷传言：“广大华行来头很大，它有蒋委员长的背景。”由于广大华行隐蔽很深，为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输送了大量情报、物资和经费，帮助中央领导人往返国统区，成为中共最隐蔽的地下掩体和经济支柱。

    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沿海国际贸易通道断绝，进口货行情大涨。舒自清抓住时机，利用贸易渠道大赚特赚，总资本翻了几番。随着中美结成反法西斯同盟，到1944年，法西斯已成强弩之末，国际形势将发生重大变化。周恩来指示广大华行：“要不失时机地大力开展中美贸易”。总经理卢绪章选派年纪最轻，英语流利，业务娴熟的舒自清远赴美国创业，得到周恩来的批准。舒自清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临行前，卢绪章语重心长地对舒自清说：“此去美利坚，任重道远。我从公司活动资金30万美元中抽出2/3交给你做原始资本，到美国去做生意。美国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既有商机也有风险，你肩上的担子很重，责任不轻啊！”舒自清信心十足地说：“卢总，放心吧，我会小心的，我一定完成党托付的任务。”

    1945年1月，才28岁的舒自清动身去美国。旅途可谓九死一生，由于东南沿海通道被日军封锁，只得从西南绕道前往。在飞越喜玛拉雅山时几乎坠机，被迫滞留印度数月之久。横渡大洋时又遭到日本军舰追袭，最后总算有惊无险地踏上了美国的洛杉矶。美国市场货源充足，到处蕴藏商机，舒自清决心大干一番。6月1日，广大华行美国分行正式开张，舒自清任经理。当时，西药在中美市场的差价很大，利润高昂，舒自清决定做西药生意。他找在上海时的老朋友、纽约花旗银行副总经理帮忙。不久，美国六大药厂之一“百时美施贵宝药厂”的中国部经理帕克·格林约见他。舒自清西装革履，言谈举止庄重沉稳，拿出考虑周全的销售策划书和代理协议等商业文件，使格林感到惊奇，对广大华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舒自清终于打赢了第一场漂亮仗，把第一批西药紧急运回国内。广大华行总部马上在报刊、电台大量刊登广告。

    在以后的4年中，舒自清以丰富的贸易和财会经验，高超的英语水平，在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和贸易环境中，独当一面，充分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打通多条贸易渠道，做成了很多生意，为中共参加国共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提供了宝贵的外汇，并向国内进口大批西药和其他急需物资，为新中国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广大华行可以说是中共地下党组织经营企业最成功的典范之一。1948年底，由于地下党高层出现了叛徒，秘密战线的同志有暴露的危险，组织上于12月17日命令舒自清等撤退到香港。临行前，舒自清满怀深情地抱起几个月大的女儿，对妻子黄雨清说：“如果3个月后还没有我的消息，你就把孩子养大吧！”

    新中国成立后，舒自清主动回国，任外贸部进出口局副局长，工作上得心应手。但由于夫妻两人特殊的经历，政治上屡遭挫折，每次运动都成为“运动员”。三年困难时期被下放劳动。1960年任中央调査部美国研究所所长。“文化大革命”中，舒自清被造反派当作“美国特务”批斗。不久夫妻双双被秘密关进北京的秦城监狱，舒自清更被当作“政治重犯”单独关在小囚室，遭受折磨。即使如此，舒自清还是利用坐牢的5年时间系统地学习了马恩列斯的原著。出狱时，光读书笔记就装满了一麻袋。1973年1月，妻子黄雨清已报告病危7次，舒自清自己身体也很不好，被以“保外就医”的名义放出，头上仍戴政治帽子。没有工作，妻子濒临死亡，孩子四分五散，但舒自清仍然急切地关注着国家的经贸工作。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终于获得第二次“解放”，担任对外经济贸易部国际贸易研究所所长。国务院领导对他在建立特区、引进外资方面提出的意见非常重视。舒自清当年的一些老部下后来成了亿万富翁，他利用这些老关系促成了许多中外商贸项目。1986年离休后，仍离而不休，为吸引外资积极出谋划策。1989年联合国准备于6月7日在芬兰赫尔辛基召开国际关贸会议，舒自清为参加会议亲自写了发言稿，力主中国加入WTO，并雄辩地阐明这不但对中国有利，更对世界有益。可惜壮志未酬，6月1日中风倒下。1996年5月在北京去世，享年7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