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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语云：“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由陈黎明、俞信芳主编的《奉化知县知州史料选辑》记载唐代、宋代、元代、明代、清代、民国近400名县令的生平经历、为官功过。他们中，有的政绩卓著，在百姓中留下好口碑。如兴修水利、筑资国渠的唐县令陆明允，民间建庙祭祀；凿河抗旱、除蝗抗灾却过劳猝死的萧世显，萧王庙历古至今举行庙会纪念他；重教兴农、政绩卓著的萧万斛，后人将其功比大禹……他们兴利除弊、造福一方，百姓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离任时攀辕卧辙，真诚挽留；离任后或立碑铭记，或建庙祭祀。他们坊间留名、青史留芳，成为后人学习效仿的正面形象。也有的滥用职权、践踏民意、鱼肉乡民、碌碌无为。如清宣统二年权柄下移、形同聋哑的魏桐；清道光二十五年为官不正、强征赋税的王济；民国1925年贪污受贿、吸食鸦片的沈秉诚等，最后落得百姓唾骂，污迹存史，成为后人引以为戒的反面教材。这部《史料选辑》所以纪实他们，用意就在于“指其善以为劝，指其恶以为戒”，其警示教育意义不言而喻。

    历史跨度1200多年、首次全面系统记载奉化历代县令、洋洋50多万字的《奉化知县知州史料选辑》，毫无疑问倾注了编辑人员的百般心血。据了解，他们化了整整两年时间翻阅了历代《奉化县志》，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选录甄别和对历代人物史料的搜集辨析考证工作，汇总了历史上出任奉化的知县（知州）名录，并广泛征引丰富、翔实、可靠的史料，为之不断充实、修正、校勘。为方便读者查阅，又特意编制了四角号码县令人名索引，可谓煞费苦心、绞尽脑汁。

    2015年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与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讲到县一级官员的重要性：“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确实，“郡县治，天下安”，古今皆然。由此观之，《奉化知县知州史料选辑》的编辑出版无疑有无可争辩的积极意义和现实价值。

    通读这部选辑，能明晰奉化县令的历史沿革。唐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奉化设县，继首任县令陆明允之后，有赵察等11任；北宋继首任县令萧世显之后，有于房等17任；南宋继首任县令杜绾之后，有赵之昭等61任；元代继首任县令孙继宗之后，有布哈绰克等56任；明代继首任县令李溥之后，有高仲达等77任；清代继首任县令蔡周辅之后，有吴道凝等135任；民国继首任县令孙保之后，有陈锦波等38任。清朝灭亡后，县府最高长官名称不一，有的仍称县长或临时县长、代理县长，有的称司令、总司令、总理或民政长等。奉化则称民政长。1912年11月26日，民政长改称知事。1927年6月，废除县官旧称，改为县长制，浙江江山人徐之圭任第一任县长。1928年5月8日，国民政府公布《战地各县县政府组织暂行条例》，规定战地各县县政府设县长一人，受战地政务委员会指挥，处理全县事务。至1949年5月奉化解放，共任命22任县长。

    《奉化知县知州史料选辑》载录了奉化历代县令的从政经历和执政功绩，阅读这部史书有一种独特的历史吸引力，越读越体味到她对资政鉴治、安邦兴国有鲜明的示范、导向、借鉴意义。如宋嘉定年间县令冯多福，置义仓，修学校，治水利，造龙津馆，筑登陆亭，所作以民为重，多有惠政；元代至元年间县令尹丁济重视教育，建养正堂，聚邑中子弟受学，重建仁寿殿、彝训堂，为县学讲肄之所，立百年根基；元代延祐年间知州马称德，以“务本业、兴文治”为宗旨，积义仓，垦荒田，设惠民局，建尊经阁，修城皇庙，政绩斐然；明代崇祯年间县令胡梦泰重视教化，端正民风，捐建学宫，着力社会治安，杖击乱民，严缉匪盗，惩处作恶宦亲，为官刚直不阿……从这些县官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略中，我们不难看出什么样的官员才是百姓心目中的好官，什么样的作为才会令百姓拍手称道。这些县官的为政之道为当下广大干部尤其是一方主政者提供了示范与效仿，对发展经济、治理社会、惠顾民生具有资鉴作用。

    正如习总书记所说：古代的官员也有很多抱着“齐家、治国、平天下”志向，不乏廉洁公正、政绩显著、为民做主的清官能吏。从这部选辑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为奉化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应有贡献，其言其行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