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志芳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桥沙滩街粮站和城里厢资福庙粮站经常上演这样一幕：每逢周末或月末，粮站前总要排起长长的队伍，孩子是队伍的主力军，快排到时，家里的大人就会揣着粮证、粮票、钞票，拎着米袋匆匆赶来，不错眼地看着秤杆的准星，小心翼翼地扎紧口袋，匆匆回家给一家老小改善生活。

    在实行计划经济年代里，奉化与全国各地一样生产物资紧缺，生活用品供应紧张，吃、穿、用，什么都离不开票证，五花八门的票证充斥着人们的生活。粮票、肉票、布票、盐票、油票、糖票、蛋票等等票证就如第二货币流通在那个年代，许多生活必需品需持“人民币﹢票证”共同使用才能买到。那时的“票证”对每个家庭来说，是生活中的命根子。没有这些票证，就买不了生活必需品，就无法维持日常生活。这种唯凭票的购物方式在老一辈人心中有着不可磨灭的记忆。

    民以食为天，粮票理所当然地成为各种票证的“老大哥”，因此许多票证中也数粮票最珍贵，凭粮票可买到国家牌价粮食。我清楚地记得，粮票有“定额粮票”“周转粮票”和“流动粮票”之分。“流动粮票”中又有“全国粮票”“浙江粮票”和“本地粮票”之分。大人如果去外省出差，从单位打张证明就可以到当地粮站换“全国粮票”，去省内出差，只要单位打张证明就可在当地调换“浙江粮票”。农业户口的人如果要跨地区打工、读书或出差，则要到当地粮食管理部门打“搭伙证”。那时“全国粮票”最吃香，其次是“浙江粮票”，“搭伙证”最低廉。在被人们称为“饿得荒”的那几年，城镇居民按年龄大小每月只定额18至25市斤，加之油气少、底子亏，一般每户人家吃不到20天就会断粮。稍有钱的人家就买议价粮、黑市粮或其他杂粮。多数家庭则用番薯、土豆、草子麦果及糠饼当饭，更困难的还得上山挖树根等，磨粉过滤后做饼充饥。

    人们必须的日用票证按户口按人头发放，城镇居民多一点，农民供应数要比居民少。但对侨眷则有所照顾，他们发的是“华侨券”，“华侨券”不仅可优先买到生活必需品，还可到华侨商店买一些高档商品。居民除发生活票证外，还发“购货券”，“购货券”用于买一些布料、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之类的高档商品。我记得买一块上海牌手表大概需要20张“购货券”，买一块瑞士进口手表约需50张“购货券”。我结婚时用的一块上海牌手表、一台三五牌台钟和一架红灯牌收音机还是托人在上海起早凭票排长队“抢购”的。

    改革开放后，虽然由计划经济制度逐步向市场经济制度转变，但由于计划经济时代造成的物资紧缺现象还没有很快扭转，居民的生活必需品还是要凭票供应，一直到1993年这些票证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人们从此告别了票证所代表的物质匮乏时代，那些曾经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票证也因此成了历史的记忆。

    现在，奉化城乡的粮食及生活用品、生产物资供应流通政策放开，超市、商店、广场的货架上货物琳琅满目，那些生活必需品早已不再紧张，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一切应有尽有。年轻人对那些票证，也大多没什么印象，但我相信，曾经使用过票证的人们是不会忘记那段岁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