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七曜

    1978年我读二年级，大姐和二姐在生产队干活，三姐在生产队放牛，四姐似乎是半工半读地常去放鹅。可是，每到年底，生产队一算帐，我们家总是“倒债”。即一家人在生产队干了一年的工分总计加起来，扣除队里发给家里的粮食等还欠队里的钱(主要是我家女性多，工分低)。

    于是父亲说，这样每年倒债不行，等过几年我小学毕业了，也去队里放牛，为家里挣工分。我也盼望着，因为我看到我的许多同伴甚至学校都没进过，基本上都骑在牛背上闹哄哄的。

    等到我小学要毕业的那年，父亲说，上头来政策，说要“分田到户”，估计你放不成牛了。那时候，我有点失落：少年的心绪总是纷纭，在野旷里骑在牛背上总觉比坐在教室里更惬意。

    1981年我家分到了6亩水田，父亲既兴奋又担忧。兴奋的是以后肯定不会倒债了，担忧的是我家女性太多了。这抬笨重的脱粒机和装背稻谷的“袋头”怎么办?不过，车到山前自有路，摸着石头也过河。那一年的我们也像打了鸡血一样，在父亲的带领下，想方设法浑身泥浆连滚带爬在田地里奋斗着，夏秋两季大获丰收：共收了7O0O多斤粮。缴了应缴的征粮和应卖给政府的购粮，又留足一家人一年的口粮后，竟然多出了几百元钱来。

    那一年的年前，父亲红着脸扬着脖子嚷嚷着做了一大缸的酒，那一年的除夕我们每个人都有了过年的新衣裳，还领到了如天文数字的压岁钱：每人5元。

    那一年，那个年过得像热锅里的饺子，沸腾了。村民们都说，党的政策真好，分田到户真好。

    干了一年，心里踏实了，困难不像想象的那么纷繁复杂。父亲对我们的分工也有条理了，他说平常自己和母亲管理一下田地就可以了。大姐和二姐可以去其它地方找点工作做，三姐去海带养殖场工作，四姐也可一门心思去上学，我和弟也一样去上学。然后父亲又和别人合伙在海边的礁石上搭了罾棚，偶尔去扳扳罾棚，扳点鱼回来去集市买卖，增加些收入。

    1989年弟考上了大学，成为我们村里的第2个大学生，随后父亲帮我建了漂亮的楼房。1996年四姐去了深圳，后来他们在那个城市最美丽的地方安了家。

    而如今，尽管我们都进城了，但乡村，依然是藏在心里的梦，如箫声如恋歌，悠然而又萦怀。偶尔回家，真的感觉乡村变得越来越美丽……村中的流水淙淙清澈见底，在多芒的阳光下一如快乐的孩子唱着快乐的歌；边上古树参天郁郁葱葱，别墅式的房子如雨后春笋，越建越漂亮；健身场地越来越多，农家乐红红火火；公交、社区医院、敬老院、小型超市等纷至沓来，人们的脸上洋溢着幸福和微笑——那是蓬勃世界里的甜蜜和宁静。

    所以，那些年，每当一家团聚时，默守故园的父亲总是端着酒杯对着珍馐美馔感慨着：如果不是改革开放，那么现在估计还有人住泥墙窠破小屋，你们也有可能牧牛牧羊或者放鹅放鸭，而如今真是曲项向天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