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潇潇

    “烽火连天，于今益烈，水深火热，民不聊生。人民无辜，只求安居乐业。余一心一德，愿事业之猛进，社会日趋繁荣……默察今后时局，周视环境迥异既往，即本院经常支持已感非易……内心怅惘，莫可言宣。但余决不气馁，非遭遇绝大困难，仍当努力以赴之。”这则1949年元旦日记，作者是民国时期奉化“武训版”人物、历任奉化孤儿院募捐部主任和副院长之职的张泰荣。这简短的文字，几乎是他在这一急剧动荡之年里的缩影。

    张泰荣1902年出生于奉化县城奉南村，因家境清贫，高小毕业后即赴僻远的山村小学任教，21岁时复读于宁波斐迪中学初中部，次年复教职。此期间努力寻找人生新出路，却处处碰壁。青年张泰荣萌发了从事慈善教育事业的念头。具体的触因，一是他19岁时的丧母之恸一直未能平复。二是一位幼失双亲、与他志趣相投的好友胡友柏，于1925年11月21日因贫病、孤独和绝望而悬梁自尽，给他以强烈精神刺激。在次日的日记里他首次提到决心创办一所孤儿院，以“造福全邑孤儿”。他通过其小叔（时任宁波电信局局长）拜访奉化名流——同盟会元老庄崧甫和新学会社董事孙表卿求助，获得支持。经近两年奔走张罗，在1927年11月正式创设奉化孤儿院。庄崧甫兼院长，孙表卿任董事长，张泰荣任募捐部主任，后又兼院务部主任，成为实际主事者。孤儿院初创时期，周边局势相对稳定，本地乡贤和在外乡友慷慨相助，运行比较顺遂。至1936年，已募集基金逾10万元，院产水田500余亩，办有藤器工场、农场等，可谓成绩斐然。1939年5月，因县城遭日军飞机轰炸，孤儿院迁至楼岩项岙。从此院运转折，在1941年4月县城沦陷后，外募更加困难，时常闹粮荒。同时，汪伪县政府威逼利诱孤儿院迁回县城以壮其门面，但张泰荣不为所动。1945年8月县城光复，院舍已被日伪军毁为“一片瓦砾，所存也仅破屋颓垣，疮痍满目”。张多次赴沪、宁募捐，几乎重建了孤儿院。

    伴随着1949年春天而来的，是孤儿院的噩梦连连。首先是民生凋敝导致募集困难。公历新年伊始，正是寒冬腊月，乡人已进入农闲，要忙碌也只是为过春节作准备，张泰荣却几乎天天在奔波劝募，不敢稍有懈怠。请看日记：元旦“在同庐……计所募已三千斤矣”；1月2日“在排溪访诸故旧……募谷千余斤”；3日“接洽募谷二千斤余”；4日“下午过广渡兰房询催欠谷”……到1月19日，也就是农历腊月二十一了，他的募捐行程仍是“经下蔡、上下徐……至东陈……”也许堪以自慰的是“至此日（募谷）总数达一万一千余斤”，但这对孤儿院每月需15000斤谷的最低开支而言并非理想数目。1月28日即农历除夕的日记可以为证：“今日……备形忙碌。检核帐款，负欠较去年为大，深觉得仔肩益重，应益矢勤奋，尽量节省。”他在辛勤奔走、呼号和煎熬中度日，至5月9日“本院二仓（城与项岙）仅二万余斤……今已山穷水尽，焦急无可言状。”

    更要命的是物价随着1949年的到来而突飞猛进：1月7日“冷水坑以募谷以二百三十五元，以折款至千斤。傍晚，甬报已涨至二百五十元，损失不赀”。他在一个多月前的日记里曾为“谷价今涨至八十余元”而“怵目惊心”，但更怵目惊心的还在后头。请看以下日记：

    2月28日“本院发薪，谷价已涨至五千元，数字殊大”！

    3月6日“谷价继续上腾，余以七千元揭出后，而大桥涨至九千余元，损失不赀”。

    3月31日“偌大筹码（谷价已升到三万元以上），解决本月份薪水已感棘手，幸以一部分实物作抵”。

    4月10日“食谷骤涨至十六七万”。

    4月30日“谷价傍晚已逾二百万”。

    ……

    屋漏偏遇连夜雨，日常的院舍修缮费用也难以承受，为修“本院东首房屋”，张泰荣2月20日“致茂隆木行虞君，附支票三万九千余元，定购杉板十二丈”。不料到4月初，同样数量的杉板价已涨至70余万元，好在好心的虞君“承助杉板五丈，价值三十万元”。

    困境中的孤儿院不得不向县立医院、县银行等借粮贷钱度日，而如何还贷是更大的难题。3月8日，这位孤儿院里实际的当家人记曰：“县行方面，院中欠数已达三十余万元，仅利息每日达二万元，不胜负担。”更揪心的是，4月5日“利息增至每日每元两角，即五日加倍。院方欠款达二百万元”，也就是说单是利息一项，孤儿院每日就要增欠四十万元，这还没算利上利。以致4月29日“院方欠数已逾亿”。呜呼，如此奇高利息，恐怕连当下违法的套路贷也要自叹不如了！

    在如此困境下，张泰荣一心为院中孤儿为念，尽力修缮院舍、改善条件，5月15日他记：“二旁新楼，楼上皆系儿童寝室，装置纱窗，焕然一新，儿童得免蚊啮之苦矣。”其殷殷慈爱之心之情，天可鉴见。

    在此期间，张泰荣的内心正忍受着另一种惨烈的煎熬。1月19日记：“弟恒则以念妻情笃，未免感触，常抱头痛哭。举家为之戚戚。”原来，刚刚发生的中国、也是世界超级海难——逾3000人罹难的江亚轮惨案，把张泰荣一家无情裹挟。1948年12月3日，张泰荣“晨接荣桂（张之二弟——笔者注）电报，知恒弟（张之小弟）夫妇于三日来奉”。作为张家掌门人的他尽职张罗，亲自“为其布置房间，备形忙碌”。但就在次日，“当晨八时到院，未久弟昇（张之堂弟，时居宁波）自车站飞奔来告：昨晚六时，江亚驶至吴淞口里铜沙，霎时沉没，死三千余人，恐恒弟亦遭不幸。”泰恒幼年失怙，由长兄泰荣抚育成人，“备受人世间不能受之苦难，去年入航政局，今年结婚，此为最甘美之境，真如不幸，抑何命薄。”兄弟情深，张泰荣以八个字形容自己闻讯如闻“晴天霹雳，呆若木鸡”。不幸中的大幸，他于当日傍晚接二弟让人辗转而来的电话：“恒弟脱险，弟妇不明。”随后几天报上披露获救名单，却无张泰恒姓名，使他重又揪心，不禁猜度起“二弟以为家中过分悲伤，锦词宽心，真欤？假欤？”直到数日后“接恒弟得庆更生后这亲笔第一函”才心安，这时他又把全心投入到孤儿院的劝募中，当日“约郑君同赴斗门头之募谷”。而他心中的悲哀时时萦绕，1月13日记“弟妇慧英尸体已无法捞获…延僧道召魂设主。事虽空洞，触景生情，弥增悲悼，盖由幻想转入怀念也”。时至4月20日，他“接恒弟江亚惨案一书，不忍卒阅”。

    1月21日“招商局发被难家属年关安家费五千元”，这在物价如火箭上冲的年代，对窘境中的张家只是杯水车薪。张泰荣在1月25日的日记写道：“银根奇紧，百物昂贵也，惟有疲俭渡岁耳。”

    张泰荣此时家有三女一儿，最小的“钧儿七岁，已届入学之年”，这本是喜事，但贫穷人家百事哀，他在2月7日记曰：“学校行将开学。余家入学者，中小学共计四人，学杂费需谷六七百斤，不得不预为筹措。”从2月21日所记“备果饵等陪同（钧儿）至国民显承学校上学。回忆四十年前，余八龄，彩衣垂髫，亦就读该校……”的文字里，不难看出他的心情愉悦，但2月25日的日记仍哀叹学杂费“殊感不胜负担”。为此，4月5日时他家已欠县银行“达二十万元”，由于高利息，到同月29日欠银行已达“三千余万”之巨！

    孤儿院和家庭的双重困境，使当家人张泰荣深感“责任重大，驯至寝食难安”，以致积劳成疾。早在1月23日的日记里他就自言“年未老已衰，偶一折腰，疼痛以致不能坐卧，良以为苦”。此时的他不过四十六七岁，本值年富力强的年华啊！不久后他又患上喉疾，且久治不愈，身心备受折磨，“惟一注射药针”。

    作为一家私立的县域孤儿院的主事者，张泰荣仍是一介平民，但因为奉化的特殊地缘因素，他曾数次接待过蒋介石、宋美龄等民国要人来院视察，这在他的日记中所记都仅寥寥三二行。他从不为个人利益而攀附权贵，只是一心一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乡情乡谊，为孤儿们谋利益、谋幸福。同时，他作为当时县城里办理社会事业的一个小知识分子和小乡绅，深知一地之运和院运、家运及个人命运与国运休戚相关，“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的传统民族心理也在他心里根深蒂固。所以他时时关心、观察、思索着“时局”的变化，对当时正在进行的国共双方谈判尤其关注。如1月3日“晚与诸同事闲谈，始知总统元旦广告已宣示和平，从此或可消弭战事，诚全国人民所馨香虔求而不可得。今见曙光欢腾，莫可名状。”从对形势过于天真的估计中恰透露出对和平不可抑制的渴望。当得知和谈不顺，他在2月25日直抒胸中郁闷：“时局浮云遮日，若明若暗，诚闷煞人也！”4月1日记“和平代表飞抵北平，举国之人民寄予莫大之希望”。4月22日又不禁为和谈破裂心碎，连叹“奈何奈何”！

    一个月后历史出现巨大转折：奉化在5月25日解放。5月24日那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21军61师181团、182团、183团进驻溪口镇，随后182团东进入江口，181团经萧王庙慈林、外应村，于25日傍晚进入奉化县城。张泰荣24日的日记全文是：县城“部队整日移动，整日未停，政府亦于今晚撤离。本城已成真空状态，所负地方治安者，惟两镇自卫团而已。晚原茂来，宿院中。”日记中无一丝留恋旧格局的意思，静观其变乃至乐见其成的意味却浓。以后数日的日记更清晰地透露出他的真意：

    5月25日：“全城真空，仅镇公所暂负责任，虽谣传不一，而秩序良好。下午五时，解放军自新昌方向开到，纪律严明，人民聚观，途为之塞。”

    5月26日：“解放军已张贴八项广告，人心安定。盖战事威胁已除，从此又可升平矣。”

    5月27日：“体育场开民众大会，群众皆参加。下午军队他往，仍由两镇自卫队负责治安之责。晚上颇具戒心。”

    5月28日：“军队又到城，人心复定。集同事讨论各项事业。”

    5月29日：“允武兄自甬来，知宁波情形良好。携来宁波新报三份，知上海亦已解放。仰夫兄来，畅叙甚欢。”

    从赞解放军“纪律严明”，到见布告而“人心安定”，继而因解放军另有任务他往而不安，再到解放军返城而“复定”，及至闻“宁波情形良好”“知上海亦已解放”因而与友“畅叙甚欢”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此时虽然院务仍然困难重重，家境仍然困顿，个人仍然病魔缠身，但一向沉静内敛的张泰荣已一脱积久的苦闷忧郁，看到了他梦寐以求的“人民安居乐业，事业猛进，社会日趋繁荣”的希望，心花如久旱逢甘霖般绽放。

    让张泰荣格外欢欣的还有，新来的奉化县代县长严式轮竟是孤儿院曾经的同事阎季平。严式轮原名阎式钧，又名阎季平，1922年毕业于浙江省第四师范学校，先后在奉化、镇海、鄞县、慈溪执教。他不知道阎季平在孤儿院执教时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任奉化孤儿院地下党支部的书记。张泰荣本计划在6月7日赴沪募捐，但当日日记云“闻县长已至，确系季平，爰欲行又止。二时许，渠即偕同事四五人来院，余与瑕非相与会晤。愉快无似，盖别已二十年矣。”他非附炎趋势之人，与老友相见“愉快无似”，完全出自肺腑。严县长在会晤后决定借住孤儿院生活、办公，直到十天后才“迁入县政府办公”，并在搬离时向张泰荣表示“居此旬日，颇示歉意”，这些也证明了这位奉化新主政者对张泰荣的了解和充分信任。以后两人有了良好的互动：10月23日“严县长来信，介绍刘财发（院生）等赴文工团”；11月7日“访严县长，谈甚久”；12月12日“访县长，叙谈二小时”；12月17日“应县长之召，与刘君趋访”……两人所谈主题即是孤儿院的运行，张泰荣对所谈内容想必是满意的，他在17日谈话后兴冲冲记曰：“院事既承政府指示，须积极负责，系原吾等本意。今已认清立场，可大胆放手，更加努力做去，总之为人民服务也。”

    此期间，张泰荣继续为孤儿院事业不遗余力，呕心沥血。奔走上海募捐。这是他的老本行，过去有一次曾经在短短十天内，走访了五六十位奉化籍工商和政界人士。他甚至积极鼓动“荆兄”把设在宁波的分厂迁至在解放后的新奉化发展。这位“荆兄”就是沪上著名实业家周荆庭。张和周一为奉南村人，一为北门村人，居相近，年相仿，相识相知早。周在事业发达后对孤儿院一直不遗余力支持，他的华孚金笔厂（1966年易名英雄金笔厂）还安排了不少孤儿院毕业生就业。即使是像为孤儿做鞋底这样的小事，张泰荣也躬身亲为，12月7日“拟致鄞奉公司电，请助旧车胎以作孤儿鞋底之用”。

    新中国的成立，张泰荣内心充满了美好的期盼。他在10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报载政协已闭幕，中央人民政府已成立。从此由政府领导。全国上下向建设新中国迈进，无限期望世界和平。”在新的形势下，他对自己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在1949年的最后一日，他用日记勉励自己：“解放迄今已七月有奇，思想进步多少，行动有否改变，应作详细检讨，以免来兹。”

    1952年10月16日，孤儿院与奉化救济院并入奉化县人民生产教养院，隶属县人民政府民政科管理，他被任命为副院长。在当天的日记里他记“今全部财产移交教育机构，培植工农子弟，同为国家建设，精神不灭，感触之余，引为自慰也”。从此，奉化孤儿院的历史使命完成。张泰荣以一路风尘奉献事业、一腔热忱服务桑梓、一生辛劳造福社会的步态迈入新时代。

    读着已出版的《张泰荣日记》，我为主人公的命运思潮起伏，同时也感到异样亲切。因为在上文摘录的一则日记中他写到的“钧儿”，是我妻子读中学时的老师，后来又成了我的同事。在上世纪80年代参与编纂奉化地方志时，我又有幸见到了他的二女儿张复懿。此后，这35册（1922至1957年，其中1940年一册佚）日记原件就排列在办公室书架上，我天天能看到，并在阅读中了解到当时社会的动荡与变革，和从经济、文化、教育、慈善到风土人情、甚至气候变化等种种情形，既是奉化民国史料的原生态富矿，也是管窥民国社会的一个微小而真切的视角。几年前，我又被有关部门聘为《张泰荣日记》出版的“评估专家”……我遐想，要不是积劳成疾，张泰荣先生一定不会早逝于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而会更长寿。那么，他一定会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发展、进步、繁荣而备感欣喜；那么，我也有可能在与他的“钧儿”同事时与他幸遇，并有机会把茶聆听他一生经历的风尘沧桑，尤其是1949年那在平凡中又显不平凡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