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根裕

    打东道也叫赌东道或打赌。就是对事物的判断产生不同见解，双方各持已见互不相让时，用财物作注争输赢的一种文化。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在生产队劳动经常能见到打东道的事情。

    当时输赢财物最多的是香烟，那时粮食紧张，因此打东道最多的形式是比力和赌食。当然其它五花八门的形式都有。记得在六十年代初，我与别人打过两次东道，结果都输了，一次给对方在溪口饭店白吃了老秤二两一只的年糕团16只，一次给对方白吃了广式月饼28只。

    打东道基本是公平的，当然偶尔也有串通的。记得1966年5月，我们大队有30余人在修水利，休息时，队里的老阮说他能在30米之内猜出对方一只手伸出几个手指头，我们都觉得不可能，于是队里的老唐就与老阮打赌，赌注是2角4分一包的新安江香烟，请老吴做公证人。老唐伸出三个手指头，一旁的老吴喊：“好，啦，好”，老阮就回答3个。老唐感到奇怪，但旁边的人看得明白，这事有“猫腻”，当然这无伤大雅，被揭穿后老吴也罚一包香烟，这事也就嘻嘻哈哈地过去了。

    还有一种打东道出格了的，1982年7月，某村甲、乙两人东道打一只猪头，乙身上只穿一件透明雨衣，用一只拎包遮挡，裸走了15公里，这事影响不好，气得在县里开会的公社领导急匆匆地赶到大队，对乙进行严肃处理。 

    打东道也有皆大欢喜的。1979年5月，我去大队田里耕田，到了田边，同队的大徐看大家都只穿短裤、衬衫，都没有口袋装钱物，所以举着自己的手表说“谁能拿出5元钞票，这只手表就归谁”。谁知话音刚落，一旁的老徐变戏法似地从裤腰里摸出10元钱，还一手从大徐手里夺过手表说这只表归他了。大徐当然不肯，两个人吵闹不止。后来村支书问明原因，批评了大徐，叫他出5元钱，派两个人到溪口买大饼、油条，给大伙当点心，最后吃到点心的老徐把手表还给大徐。

    打东道是一种朴实的乡村文化，也是我年轻时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