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旭波

    小说《情人》是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代表作。我是先看的电影，后看的小说。电影是综合的视听艺术，文学是以文字为媒介的语言艺术。相比之下，后者给人更多的想象空间和回味的余地。《情人》像是一曲蓝色之爱，于女主人公有着生命的摆渡的意义。而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我是先看的小说，后看的电视剧。小说作品《倾城之恋》则是一首红色之恋，于女主人公白流苏有着人生的争夺的性质。杜拉斯和张爱玲，一个法国，一个中国，虽然身处东西方国籍不同，但同为现代著名女作家，同写男女情爱的题材，两者笔下描绘的文学图景和表达的思想意蕴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品貌，浪漫与现实，漂流与寄居，回忆与展望，救赎与争夺，比较两者蕴藏于深层的文化+心理和个性特征，如品橄榄和柑橘，其间的意味颇耐人咀嚼和回味。

    《情人》写一个法国殖民者少女和一个中国富豪男子在越南湄公河上邂逅相遇，他俩一个有财富没地位，一个有地位没财富，他俩的关系可以说是从各自的需要出发的。这个男人有很多钱，他有过很多女人，可是没有接触过白种女人，而女孩子很需要钱，她的家庭也需要钱。中国男人的财富和法国少女的种族地位使他们互相视作下等，且又明白彼此的需要，所以内心都觉得耻辱，不惜伤害对方，并且坚持将他们的关系看作一场两厢情愿的买卖，而有意回避了一个成熟男子和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的相互吸引。这是一种纯洁而又淫邪的情欲，却出自真实自由的人性。在这样的特殊关系中，他们无法放弃脆弱的尊严和骄傲，这是他们在异国的漂流人生中的立足之本。他们都是软弱温柔的动物，无法反抗命运，与命运作斗争，为对方提供立足之地，因此，他俩也只有坚守彼此之间的交易关系，来安慰他们的绝望。直到最后，中国男子才认识到他们的爱情，去向其父亲要求退婚娶法国女孩，而法国女孩在经过了离开之后的漫长回忆，终于认识到中国男子其实是她的情人。

    小说里的故事发生在这两个异国人的第三国越南，无疑加强了人生的漂流感和沧桑感。这里的爱情穿越了最初的情欲，纯粹到性的爱情其实也是爱情的外壳，在性里面还有着一个内核，就是人性为孤独而求救。在命运的漂流中，爱情带有彼岸的面目，可后来我们知道，它不过是一条船，同样是随波逐流。彼此都是渺小无助的，谁能拯救谁呢？在小说最后，爱情又回到精神的状态，但这里的精神是走过了物质的阶段，路程更为漫长，更为深远，虽然是走入了虚无，其实更接近彼岸了。

    电视剧《倾城之恋》片尾曲的悠扬旋律至今萦绕耳畔。但小说中的故事带有女性主义的思想，写的是年轻女子白流苏离婚回到娘家，和兄嫂姐妹住在一起，开始身边还有些钱贴补家用，给些小恩小惠，后来钱用得差不多了，家里人便觉得她多余。这时，有替她堂妹介绍对象的，那男的叫范柳原，却对白流苏有了兴趣，白流苏尽管知道范是个花花公子，但也顾不了那么多了。这两人都是世故的男女，动着心机谈恋爱。范柳原又想要白流苏，又不想失去自由，迟迟不谈婚姻。白流苏则只能亦退亦守，迂回着，探试着，欲擒故纵着，伺机进逼，两人正胶着在同居的状态，这时恰好碰上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失陷。相依为命的患难日子，终于成全了他们这对夫妇。白流苏和范柳原这一对现世的男女，被命运掷骰子般地掷到了一起，做成了夫妻。这是张爱玲故事里少有的圆满结局。如小说结尾所写的那样：“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

    白流苏是个不自觉具有独立意识的女性，是为环境所迫，不得不为之，她孤身一人和男性作战，竭力制服对手。而矛盾的是，她所要争取的，其实就是对男性的更牢固可靠的依附。也因为这个最终目的，她不得不和女性为敌，周围的女性都是她胜利的威胁，有可能与她争夺战利品，她必须把她的敌人扫清。于是，她最终是彻底排除了她的同性，将自己更牢不可破地契进从属男性的位置。

    透过作品，我发觉，杜拉斯凝视人性的目光是温暖柔软、同情恻隐的，那善解人意的口气，对生活是宽容的，有商量的余地。而张爱玲抚摸人性的双手是冰凉坚硬的，目光阴沉冷漠、一针见血，解剖刀一般，将世俗男女的情爱剖析得入木三分。杜拉斯的《情人》采用的是回忆的视角，将自己融入其中，平视地看待小说里的人物，以散文诗般的笔调娓娓讲述故事。而《倾城之恋》中，张爱玲用的是第三人称的视角，以第三只眼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人物，与人物保持一定距离，冷静地操纵着故事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