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补浩

    几天前，在大女儿的陪同下，我回了一趟老家栖凤村。在老屋的旧址前，我伫足了好长时间，记忆中那是一个被岁月斑驳了的老阊门。

    1946年早春二月的一个上午，天气阴转晴。这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一年，人们卸去了恐怖、慌张、拘束的压迫，开始恢复日常劳作，渔民在修补渔具，准备出海捕捞，农民在准备春耕，大家伙都各自忙着自己的活儿……

    那日，母亲和伯母都在各自家中织渔网，忽然听到大墙弄转弯处传来铜锣喇叭吹敲的喧闹声，大家不约而同放下手中的活儿，站在院落前的小道地向西张望。只见有两个人朝我家这个方向走来，一个吹着喇叭、一个敲着铜锣，手里还拎着什么物件。到了我家门口，停住，询问伯母：“沈崇康是否在这里?”伯母回：“是。”“还有沈崇庶呢？”伯母答道：“诺，里面就是沈崇庶母子俩。”“沈崇庶和沈崇康在抗战时期能读到小学毕业，很不容易，县里叫我们向学子家庭报喜，送来匾额。”随即拿出一张红纸，递与我母亲，也递与伯母一张。

    母亲接过后，连忙拿出凳子请两名先生坐，还未敬茶，随即转身往屋里，开橱门一通翻找，拼拼凑凑拿出50元，递给他们：“先生，孩子父亲没有了，家里没有什么，就这几块钱给先生买些酒吃。”他们接了钱，道了谢后，说：“我们还要去别处报喜。”便转身离去了。当时的我竟不知道说些什么，就像刘姥姥的外孙一样，愣着傻笑……

    堂兄当时在上房读他喜爱的《西游记》，不在场，后闻声而至。等母亲做好浆糊，我们两个便小心翼翼地把这两张匾额贴在了各家门上。匾额右上书写着“奉化县栖凤乡”，中间写“沈崇庶高等小学毕业”，左落款“奉化县国民政府”，随后是一个方方的篆书体印章，印章下书“民国叁拾五年”。我把红匾内容念给母亲听，母亲笑得非常开心。后来住在阊门里的男女老少都围过来看，他们大多没读过书，不识字，却也知这是个了不得的匾额。

    在现代人眼中，小学毕业并不是什么大事情，然而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能够读上书已经非常了不起了。抗日时期，2000多户的栖凤乡读到小学毕业的只有6人，而我是其中之一。

    那个时期，映入眼帘的是满目疮痍，萧条的街道、惶恐的人群，此起彼伏的枪声、炮声、轰炸声，人们四处流亡、挨饿乞讨……我们数不清多少次在老师突如其来拉响的警报声中下课，各自逃窜躲在墙角、草垛、麦垅里。那是最惊心动魄的读书岁月，包含了无数艰难和曲折。

    我们小学毕业的6人中，堂兄沈崇康的家境稍好些，所以他进入泰清中学继续读书，而我则去了桐照茂昌行当学徒。离家的3年时光里，红匾虽然依旧贴在我家的门上，但随着时间的消逝变得越来越小，那些住在阊门附近的小姑娘时不时来我家撕一些红纸，去当妆画的胭脂。就这样，日复一日，岁月荏苒，无数在阊门里来往的人，从这扇门的红匾前穿梭而过，直到看着它最终只留下一抹淡淡的粘纸痕迹。但这抹已被人遗忘在角落里的痕迹，却总能唤起我尘封已久的思绪，让我瞬间回到那年早春，回忆来自一纸红匾的动容。

    时过6年，我考取了奉化师范，3年学成毕业，而后在教育事业上躬身耕耘40年。时至今日，我仍惋惜当初没有好好珍藏这张红匾，它不光是我学习生涯的开端，所映射的更是一个时代的印记和那份值得铭记与传承的精神。